不难推断，在义务关系中，让渡出的利益不是流向了他人，就是流向了共同体。在前种情况下，出让的利益一般只在私人关系体中流动，通常不流入社会共同体。不过，即便是这样，社会共同体也是受益者。因为若不是这些私人关系体可以自行维系某些利益供给，社会共同体可能就要在公共利益中拿出一定的份额进行补给。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出让的利益要么是直接流向社会共同体，要么就是间接地通过小共同体流向社会共同体，从而构成社会公共利益。⑥

可见，义务⑦和权利这两个概念，只不过是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用来协调利益关系的思维规定。义务关系最终是用来增进公共利益、促进共同体发展的社会规则，而权利则是个体按照形式上的同一尺度在社会公共利益中有资格索取的份额，从而是维护个人利益、保障个体发展的社会规则。所以，义务—权利关系其实是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用来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方式和手段，从而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义务关系和权利关系客观存在的社会必要性或社会重要性。而且，履行义务必定要先于权利享有，因为在权利关系中流向个体的利益只不过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这个公共利益则是由义务关系促成并维系的。⑧当义务—权利关系的发展出现不平衡的时候，也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内出现了义务负担重而权利享受少或权利要求多而义务履行不足的时候，共同体的利益格局就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失序。这时，就需要用一定的正义原则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调整社会负担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分配，从而建立一个更为良序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正义原则。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⑨作为原则，它“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⑩

所以，只有从社会必要性或社会重要性的角度出发把义务关系理解成社会共同体对个体的客观要求，只有立足利益关系去讨论义务、权利和正义之间的相互联系，才可能把握义务范畴的社会本质。更为重要的是，义务关系总是变化发展着的，根本就不存在古今中外所谓普世皆同的义务要求。所以，在把作为规则的义务理解成社会共同体对个体的客观要求时，必定还要说明这些规则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以及在形成过程中是否有规律可循。这就牵涉到义务范畴的历史本质，即历史的社会本质。

在论及义务的起源问题时，一般认为，共同的社会生活必定是产生义务关系的历史前提和社会条件。(11)理由是：人类生来就是群居动物。人只有结成社会、共同生活，才能满足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所以，人就必然有维护人际间彼此结合、相互联系的义务，也就必然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抽象地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如果缺乏对人类共同生活的结

合方式、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相应解释，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事实上，人类结成社会、共同生活的首要的历史前提和社会条件就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合方式和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关系起初是直接地、后来是间接地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规则，而作为规则的各类义务正是这种历史活动的客观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

起初，被概括起来的共同规则针对的只是和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直接相关的活动方式。一旦这些共同规则以最初的习俗形式被确定下来，人类思维的主导力量就由经验的归纳能力逐渐转变成理性的推理能力。其结果是：人们开始学会从规则的形式角度、而不是从规则所适应的具体对象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的活动方式。这个转变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这样一种思维活动：理性思维先是从那些最初的共同规则中抽象出一些具体的规定性，形成概念和范畴——如互助协作和相互信任(大致和生产关系对应)、互利共赢(大致和交换关系对应)、公正平等(大致和分配关系对应)——继而再赋予这些概念或范畴以抽象的普遍形式。随着社会活动种类的不断丰富，这些先是用于规定人类经济生活的概念和范畴又被衍生出其他一些子概念和子范畴，它们后来一道被用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中，以扩大了的涵义和形式去规定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久而久之，这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是这些具有一般抽象形式的规定性决定着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而不是相反。其实，那些后来出现在法律和道德中的概念和范畴都有其历史原型，都是由最初的经济生活中的共同规则逐步发展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规律的必然性通过自己的理性方式(社会规则)规定着行为本身，而个体理性只不过是社会理性在人的头脑中表现出来的意识形式。所以，作为规则的义务实际上源于和最终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又是人们根据历史的社会理性不断实践的结果。

作为行动的义务：内化外在规则的必然性及其过程

作为行动的义务关心的是义务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包含两个子问题：(1)行为主体为何要把外在规则转化成内在要求?(2)行为主体是如何把外在规则转化成内在要求的?问题(1)讨论的是规则在内向转化过程中的必然性根据和客观基础。问题(2)讨论的则是这个过程本身及其实现方式。以往，在我们阐述义务行动何以可能的时候，通常只侧重回答问题(2)，一般不涉及问题(1)。这种处理方式的潜在理由可能是：规则由他律转向自律的这个事实就是行为主体必定会内化外在规则的内在根据。但问题在于：“会发生这个过程”的事实并不能充当“这一过程为什么必然会发生”的理由。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外在规则必然会转化成内在要求的客观原因，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义务要求的强制性究竟从何而来?从而也就无法说明：在规则的内向转化过程中，什么样的实现方式才是合理的?所以，在回答问题(2)之前，必然先要解决问题(1)。

问题(1)：行为主体为何必须把外在的行动规则转化成内在要求?

从义务的形式规定性上说，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义务，就在于义务是一种强制性要求。这意味着，义务是必须服从的要求或命令。但是，行为主体为何要接受这种强制呢?从经验上讲，无论是什么在发号施令，无论这个命令的权威性有多大，只要从主观好恶出发，行为主体就可以拒不服从。他只需说：“我就是不想(或不愿意、不喜欢)这样做!”，似乎就可以拒绝履行任何义务。所以，问题就在于：如果找不到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强制的客观根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出于义务的行动。那么，这个客观根据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