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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普克在《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下简称《规则》)之中对于“私人语言”的诠释也许是迄今为止在这个主题上最为深刻的论析之一。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拓展了这个问题的范围，并进而思索“语言自身如何可能?”(“语言如何能表达某种意义?”)这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深入的解读表明，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所启示出的可能解决方案都与梅洛-庞蒂在其名著《世界的散文》(下简称《散文》)之中对于语言问题的探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对于此种关联，学界似乎鲜有人关注，但却具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梅洛-庞蒂的语言哲学(本文的重点在于对《散文》进行重新诠释)①;其次，它有助于我们反过来深入理解“私人语言”难题，而且，“间接语言”这个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克里普克所提出的既有的解决思路;第三，这个比较研究② 也可以进一步揭示两大思想流派在对语言问题的思索方面的深刻异同。

一　“私人语言”的悖论及克里普克的分析

(一)维特根斯坦的“悖论”

不妨将《规则》之中的思路归结为：从“遵守规则”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并进而解决“私人语言”的问题，再把它进一步拓展到一般语言的意义问题。

在全书的开始，克里普克首先引证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201节之中所提出的“遵守规则是不可能的”这个悖论。他通过一个算法的例子来深入分析这个核心难题。之所以选择算法，无疑是因为算法规则往往被认为是“规则”的最为严格、精确的理想形式。在下一节之中，我们将看到，算法问题也恰恰是《散文》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当然绝非偶然。

克里普克举了一个很简单的“加法”的例子：比如，当我们进行“68+57”的运算之时，我们事实上总会得出“125”这个“正确”答案。但维特根斯坦的悖论并不是针对事实(这是无意义的)，而是在“判据”(或“确证”，justification)的层次之上提出的：即，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你得出这个结论是遵循着何种“规则”?或，有没有一条明确的、单一的“规则”对你的计算给出了最终的“确证”?

一种可能的辩护是：我在“过去”进行“加法”(plus)运算的时候，总是遵循着同样的规则，所以，我在“当下”所进行的计算也“理所当然”地遵循着这样的规则。但是，稍加反思就可以认识到，这个“理”并不是“当然”的。因为，很明显，在遵守同一规则的行动背后，隐含着的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这个规则是怎样在时间之中维持“同一”的?或，当我从“过去”(总是有限的(finite)情境)转向“当下”(“新”的情境)的时候，我怎样确证这个规则是“同一”的呢?

可以再度作出辩护：plus这个符号(“+”)在从“过去”到“当下”的转化过程之中保持着“同一”的“意义”(meaning)。但是，在这个环节上，克里普克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论证提出了最为致命的“怀疑论”证据：上面的这个辩护不能成立，因为，对于“+”这个符号在“过去”的“意义”，始终可以进行无限种可能的解释③，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根本性的“事实”(facts)能够“确证”我们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符号的。④“我可以对一个加法问题任意给出任何新的答案，因为，我总能适当地(appropriately)解释我在过去的意向(intention)。”[1](p. 32)

我们可以把这个算法上的结论进一步拓展到一般语言的范围之内：不仅仅对于算法符号可以进行此种釜底抽薪的质疑，实际上，“怀疑论”的思路对于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有效力。用一种极端的形式来表达就是：给定一个词(比如说“桌子”)在“当下”的含义，我们将永远无法从(“内在”或“外在”的)“事实”中得到任何最终的证据来判定、“确证”我们是否在过去也在“同样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或者，用更为普遍的界定来说：不可能对我是否确实意味着某个“意义”给出一个先天的(a priori)规定、规则。

而且，这个怀疑还可以在时间的向度上被进一步推进。正如在“过去”没有任何的“事实”能够确证我在“当下”所意味的到底是何种意义，同样，在“当下”也没有唯一的规则可以决定此种“意义”向“未来”的新的情境的拓展运用。很明显，针对“过去”的论证也同样适用于“当下”：对于“当下”的“事实”，也已经有无限种可能的解释敞开着了。[1](p. 55)因而，在怀疑论的重重逼迫之下，“意义”在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同一性”似乎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同一性”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我们又怎样能用语言来“表达”某种“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