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论作为道德原则还是道德思维，推己及人在日常化的道德生活中还是通常有效的：在大工业时代来临之前，推己及人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在现代社会，推己及人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采纳的道德思维方式。但在公民道德建设的背景下，推己及人能否引导公民进行角色转换、塑造公民道德，这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

推己及人强调“能近取譬”、“由近及远”，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会呈现差序格局。按照与己关系的亲密度，推己及人的应用程度是不同的：亲密度越高，就越能在所有的事情上践行此方法;亲密度越低，践行的范围就逐渐缩小。但当发生伦理冲突的时候，这种差序格局往往偏向于实现关系较近者的利益，而侵害关系较远者的利益。因为相对于关系较远者，个体更容易感知关系较近者的利益。在当代公民社会中，这种方法往往导致以强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当公民利益和环境利益发生冲突，仁民爱物的思想将偏向公民利益;代际冲突时，推己及人偏向当代人的利益;堕胎问题中，推己及人通常否定胚胎的生存权。在这些道德困境中，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因此，他们的利益往往容易受到忽视或侵害。推己及人思维的目标是促成道德行为的现实化，但实际操作中却造成了相反的境地。

另外，随着人己亲密度逐渐降低，超过个体的感知界限的话，推己及人就很难适用了。因此，推己及人的应用范围是有界限的。在传统社会，推己及人主要适用于五伦关系或扩大的亲缘关系。而超越五伦关系之外，推己及人就需要主体具有更强的道德意识。孔子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强调推及到一般公众是很难的。“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特别不容易在如下两个方面践行推己及人，一是“出门”，二是“使民”。“出门”在外，人们互相不认识，也没有必要花很多心思。下级出于迎合或恐惧的原因，会花比较多的心思猜测上级的心思，但是，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就不会花什么力气对下面的人推己及人。所以，孔子提出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内外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达到内外无怨。

相比之下，当代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非常复杂，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的五伦关系，这使得推己及人的思维面临挑战。根据主体不同，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公民(群体)与自然等。公民之间的交往是一般大众的交往，属于孔子所言的难以推己及人的情形。推己及人诉诸主体之间的相似性，但不同公民之间存在诸多冲突和显著的差异，尤其随着社会多样性日益发展，“人”和“己”之间的差异性远远超过了其一致性。不同个体之间无论在利益、立场、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都彼此不同，在道德需求方面更是如此，又如何拿有限的相似性去推及无限的差异性呢?不仅如此，人们的利益和立场还可能是相反、相对立的，这就使推己及人几乎不太可能。譬如，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坐公车的时候都会给老年人让座。但如果碰到一个日本老人或美国老人的话，后者可能认为给自己让座是暗示自己太老了，是一种歧视。以己心推及人心未必总是有效的，因为人心与我心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别。

当触及到公民社会其他伦理关系时，推己及人就更难实现，例如公民与群体的关系。群体是由个体成员构成的，可以看作是人群的集合。但除此而外，大多数群体还包括目标、结构和价值观等要素。尤其是价值观，它使得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能够区分开来。像国家、政府、同性恋团体、女权组织等群体同是人群的集合，但由于彼此价值观不同，这些群体也成为了超越个体、人群集合的不同存在。这样，在公民与群体的交往中，个体很难从自身的利益、需要推及其所在群体的利益、需要，更不消说其他群体的利益、需要。即使在认知上能够了解群体的利益、需要，但在实践上，尊重或实现群体的利益、需要就更难了。尤其当道德主体本身为群体时，推己及人的方式也不太适用。另外，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还涉及其他深层的问题，包括如何对待环境、胚胎、克隆等问题。在这类道德问题中，更缺乏推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