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该是客观编年史的工作里，对于这种残存的拟人的偏见有什么可以证实呢?是否我们要从心理方面来考虑同情的需要?在那种情况下，它很可能是一种幼儿的冲动升华为尼采所谴责的那些伦理哲学;弗洛伊德本人认为，对于他所称的自我中心的幻想，“其他人物明显分为好的和坏的，无视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人物的多样性。‘好的’人物是帮助者，‘坏的’人物是敌人和对手，而自我则成为故事中的英雄。”不论在哪种情况里，启蒙的目标都是消除这种幼儿自我中心主义的痕迹，达到一个客观的和禁欲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再有坏人和英雄，我们对展开的叙事的注意是中立的，并会客观地评估它的力量和后果。

实际上，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对历史本身的否定，这不仅因为它包含着对各种不同时间框架的合并——从具体时间到时代，从年到时期，全都纳入日历范畴(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恰恰是这种异质性才使历史能够作为一种多样性的联合);而且主要因为轴心事件(在他与萨特的争论里，这种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必然预设的偏见，它支配着我们的历史同情，把历史塑造的人物分为英雄和坏人。但是，列维-斯特劳斯问道，在被最初的时间作用简化之前，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我们做些什么呢?对于教会的牧师这是“高贵的异教徒”的问题，对于卢卡奇这是1848年和《共产党宣言》之前的作者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因复杂的、不可思议的福隆德运动(1642)而被逼到了始源，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在基本对抗中彼此相对，我们发现了伟大的贵族、宫廷、巴黎人、摄政王、国王路易十四、马扎然、红衣主教，等等。在这次混乱的运动里，历史的动力在于何处?如果所谓的巴黎人被认为是贵族、律师、店主和他们的学徒，与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蹂躏的大众相去甚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站在谁的一边?列维-斯特劳斯甚至没有提到人类学家的那种更直接的参考，即古代巴西各部落之间的战争，当时如果决定哪个部落更富裕强大然后站在受害者一边，无疑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实际上，什么是辩证法，与受害者认同基本上是二十一世纪公民的一种当代倾向，他们在种族灭绝和族裔压迫中得到了教训：但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就此而言，它证明了一种意识形态观点的历史叙事和结构预设是不可分割的，而全知的或客观的叙述者仍然在暗中受到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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