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实例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要是作为“隐喻”发挥作用的，或者说，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由具体的理论逐步“凝聚”成了一种“隐喻”——由于后者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显然较易接受，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所说的隐喻进行思考与采取行动，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当然，并非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伴随有相应的隐喻，由科学理论派生出的隐喻也未必都能对一般民众的行为方式、包括自然观与思维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么，有必要对意识形态的主要特性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如下一些特征，并通过科学与宗教的类比指出科学在现今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一种“科学宗教”)：第一，接受的盲目性。他指出：“人们接受科学家的宇宙论就像人们曾经接受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宇宙论那样是不加批判的”。而科学更被赋予了绝对的真理性。第二，绝对的排它性。在费氏看来，科学在这一方面也与宗教有很大的类似：“科学家和所有理性主义者的行为很像在他们之前的罗马教庭的行为：他们谴责不同寻常的离奇观点是异教徒的迷信，……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压制异教思想，并以他们自己的‘开明’哲学取而代之”。这也就是说，除科学外，其它的一切都是谬论。

费氏还进一步指出，就科学的排它性而言我们也可看到明显的不合理性：“理性主义者不能合理地把神话和古代的传统从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中排斥出去。然而，他们却用许多他们认为是论证并用论证的形式予以表述的诡辩、强制手段和独断见解来排斥它们”;尤其是，“诉诸于真理和合理性是为了产生修辞效果而没有客观的内容”。

由此可见，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不仅科学在当代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更要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也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说，“科学的社会一文化批判者”)的一个普遍立场，他们认为科学在当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社会霸权，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我们对此需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例如，以下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爱丁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学者巴恩斯在对意识形态作出总结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第一，意识形态必须履行某种社会功能，或者与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相一致。第二，这些主张必定要么是假的、不完备的或理由不充分的，要么是以某种其他方式与理性或实在不相符的。第三，综合而言。意识形态是被社会因素扭曲或受到它们有害影响的思想。

无论费耶阿本德还是巴恩斯的上述论点，显然 都不能看成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又的确为我们更为自觉地去认识科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直接的启示。

具体来说，现代人普遍持有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即对科学持有十分推崇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指出的：“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在所有的职业中，科学家几乎是最受公众尊重的职业之首。……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依然有力的对科学的认识之上，即科学是技术和医药的根本，是使我们生活更加舒适、安全和娱乐的一切技术产品的最终源泉”。从而，“称任何自封的知识为‘非科学的’，就是轻视这些知识;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得到科学上的保证，就应构成对它自己的反对”。后者就是导致以下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现代社会中种种邪教或现代迷信往往都给自己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它们“假装继承了科学的遗产，并且操持着充满科学术语的语言”。

当然，人们对于科学的崇敬主要是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就正如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指出的：“到处存在的，包含科学原理的机器和服务项目必然迫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科学意识”。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其中又可看到很大的盲目性。比如，作为科学广泛影响的一个明显例证，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就曾存在过所谓的“科学化运动”，即希望将科学方法推广应用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尽管后者与对于科学的普遍推崇相比应当说代表了一种更为自觉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未能对科学方法的适用性作出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那么，对于科学方法的盲目推崇也就不能看成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行为。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的分析从一个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或者说，“科学文化”)中所潜在的一种内在危机：尽管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广大民众对科学越来越具有陌生感：“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人为的世界中，却逐渐地越来越不认识制约着自己生活的机制。说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一无所知的野蛮人和在技术进步引起的失业和科学化战争等人为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现代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他们两者都面对着不可知的可怕灾难，而又无法理解它们”。又如列维特指出的：“当科学知识摆在外行面前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科学知识，毋宁说，这是某种被某一特殊阶层的命令强加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要那些具有有限科学背景的人来接受它，那不仅需要服从权威，还需要信仰的跳跃。否则，深奥的科学看起来与反科学或伪科学的假设的故事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与一般民众的直接对抗就不可避免了。这事实上也就是在当代西方何以会出现“反科学思潮”盛行的一个直接原因。

其次，尽管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固定的联系，但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实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的社会功能正经历着重要的实质性变化。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科学在历史上所主要发挥的是革命性的作用：“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例如，就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科学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同盟军。但是，由于在今天科学与一般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事实上已成为了“精英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持——这样，在很多人看来，我们不得不引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工具，并且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直接冲突。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明确肯定：尽管费耶阿本德等人关于科学在现今已经蜕化为一种“现代宗教”的论述有些耸人听闻，但又确实可以起到“解毒剂”的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从而切实防止“将科学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世俗宗教”。

总之，以上分析清楚地表明了深入研究以下问题的重要性：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

二、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

哈贝马斯指出，当代科学技术已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个中原因是其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科学究竟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呢?除去上面提到的科学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一主要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一文化以及科学本身的性质等方面去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