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名柯，邹(今山东邹县)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子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子思的弟子。孟子一生名气很大。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齐、宋、膝、鲁、梁：(魏)等国。在齐国、鲁国曾被聘为卿，但属于议而不作的虚位，为时很短。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法家、兵家、纵横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方兴朱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慷慨激昂地用孔子学说来"正人心，息邪说，距(反对)波(不正)行，放(驳斥)谣(荒唐)辞。"(《滕文公下》)批判各家，发扬孔学，参与争鸣，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上大有成就。"退而与其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他对孔子的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仁说和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说和贵民论。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其弟子共述的《孟子》一书中，此外;《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孟学派的观点。

(一)行仁政

孟子的政治学说，核心就是"行仁政"。他说、"孔子日：'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仁与不仁"，用政治术语表述即为"王道"与"霸道"，治国之术仅此两种，任人选择。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虽然可能成为大国，但任凭暴力就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天下不顺，导致身危国削，亡国无日。"王道"是"以德服人"，人们心悦诚服，众望所归，对内就会国泰民安，政平人和;对外就能"得道多助"，天下无敌，自然就会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主张，对于靠强力立国、凭暴力兼并天下的战国时期有一定教育意义。

孟子行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就是要订立制度，使民众有固定财产。他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会安居乐业，有礼义。对于"恒产"的要求，他认为起码应当使耕民可以养活父母妻子，丰收年成全家能温饱，灾祸年岁免于家破人亡。进一步他提出较高的设想，具体是要使各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日"，要"勿夺农时"，树桑耕田，饲养畜禽，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参见《梁惠玉上》)应当说这些要求都是农民的愿望，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孟子提出要恢复井田制。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专制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 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