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矛盾统一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缺乏的东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猛药，而且是从生态中心论过渡到生态协调论的一副良性的催化剂，是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到后现代的“桥梁”。事实上，只有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互补起来，才能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与自然平等，而且与自然浑然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就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差别，而在更高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即哲学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仁”作为人的道德本性，要求视人如己，视物如我，以合内外，以天下的“廓然大公”为至境和理想。一个人作彼此、内外之分，把物我、天人隔绝开来，对他人的痛痒漠不关心，这就是“不仁”，即道德本性的丧失，其根源在于有“私”。一个人的行为受道德理性的支配而出于公，就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凡利于天下事，则为之;凡害于天下事，则弃之。这一观念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必然要求人以整体生存为目的，而不仅仅只顾及个体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

然而，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天人合一”抬得高而又高，把“天人相分”贬得低而又低，似乎“天人合一”是拯救人类命运的不二法门，而“天人相分”则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应该看到，征服自然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从根本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改造自然而禽兽不能。墨子说人是“赖其力而生”，荀子说人能“制天命而用之”，可使“牛马为用”，所以才最为天下贵，“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造自然也就是对自然的征服，也可以说征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没有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事实上，人与自然本来既有合的一面又有分的一面，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互补的矛盾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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