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寇准来说，则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拒绝奏天书，或许如刘攽所记，有其婿王曙说项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也不想拒绝此事，而是打算以此事为媒介，重新获宠于真宗，与真宗达成新的统一战线，从而再次成为宰相，入主中书。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有类似的事可以举为旁证的。早在天禧元年，判永兴军寇准就上言说：“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87]或许有个别一两处这样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不经之谈。寇准之所以上奏汇报，不外是想取悦于喜好怪力乱神的真宗。不料真宗只关心能有助于说明其正统地位的怪力乱神，对蝗虫是否抱草死并不感兴趣。因而，寇准的上奏也就没了下文。但此事毕竟反映了寇准的某种用心。而这次又冒出一份天书来，寇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我想，即使没有王钦若的小动作，没有周围人的劝说，寇准也会主动上奏的，而不会理会是否真伪。

不过，“趋时事已非”，[88]天禧已非大中祥符，早年间闹哄哄的降天书，封泰山，祀汾阴，搞得劳民伤财，人心已倦。所以，这次天书一降，“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89]但由于寇准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书，与真宗站到了同一立场，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争取到一个举足重轻的筹码。加之此时的宰相王钦若由于颇致人言，因而真宗也变得不大信任他了。“钦若恩遇浸衰”。[90]当此之时，寇准一上天书，果然奏效。十来天后，即被召赴阙。[91]这次寇准进京，可不是像他罢相一年后真宗把他召来聊天解闷然后又打发回去那样，而是将要委以重任。果然，到了六月份，前脚让宰相王钦若走人，后脚任命寇准为相，前后相隔不到四天。

五

天禧三年(1019)，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这是他三起三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剧。这次的跌落将使他一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惨惨，远流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大起大落的一生，以悲剧落下帷幕。这一切，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

寇准此次入相，已届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几近于混乱状态。帝政、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异常复杂。此时搅进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悲剧便已注定。因为局势远远不是政治家智商较低的寇准所能周旋应付得了的。其实，在这次寇准应召进京之前，已有谋士帮他进行了分析，作了劝告。史载:“寇准自永兴来朝，准将发，其门生有劝准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入见即发乾佑天书诈妄之事，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准不怿，揖而起。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盖自取之也。”[92]这里，谋士为寇准设计了三种方案，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应召途中称病不进京，要求做地方官，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中策是赴朝后主动承认奏上的天书是假的，做个系铃解铃人，从道义上保全晚节。下策乃是入朝为相。结果，一心想要东山再起的寇准根本听不进谋士的意见。所以，人们认为寇准后来的悲剧是祸由自取。

政治家的能力与智商固有高低，其实对于政治家的前途来说这并不至关紧要。因为在政治家的周围总有许多谋士幕僚，只要不刚愎自用，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总可以弥补政治家本身在智力与能力上的不足，甚至可以挽回一些行为上的失误。前面说过，寇准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政治家，尤其不适合做政治领袖。早在“澶渊之盟”以前，寇准的谋士就认为他不宜为相。不过那时是从寇准处理不好君臣关系的角度说的。这次谋士劝阻其入相，则完全是从回避朝廷矛盾，保全晚节而言。上次寇准未纳忠言，尚能称赞谋士有“深识远虑”。这次寇准不受忠告，居然怒气冲冲。其刚愎自用的程度，正应了以前真宗在罢寇准枢密使时所说：“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

不能说寇准是官迷心窍，利令智昏，应当说长期的政治生涯已将其人性扭曲变形，而本人则毫无意识。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发明了工具，到后来工具却改变了人，即所谓人性的异化。在寇准的思维中，直到生命的终点，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此外别无选择。当然，寇准的再度出山，也不尽是出于个人得失之考量，从积极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还有一种试图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颓势的责任感在内。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再夺相印。

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亦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参知政事。本来，对寇准来说，在朝廷最大的政敌应当是王钦若。当年他曾以孤注之说向真宗进谗，将寇准扳倒。后来两人势同水火，在朝廷你来我走，互相回避。以前，寇准罢枢密使，王钦若接任，本当一同拜谢真宗。但王钦若则提出各自分别拜谢，以避免见到寇准。 [ 93]这次在寇准拜相之前，王钦若已被打发走，远离朝廷，对寇准已构不成威胁。然而命运似乎偏偏与寇准作对，又给这个本来就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蹩脚政治家树立了新的对立面。当然，这也不能全然抱怨天道不公，路毕竟是寇准自己走的。

寇准作为政治家，却素无知人之明，观察人仅停留于直观表面，而自己对人的喜怒好恶，则每每形于颜色。丁谓其人，的确有才干。少时曾以文谒着名文人王禹偁，“禹偁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94]入仕后曾出任三司使，作《景德会计录》，亦颇见理财之绩。也许是看重丁谓的才干，寇准当年与丁谓关系很好。在他的同年李沆为相时曾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而不为李沆所重用。《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载:“寇准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古来向有相人之术，尤盛于魏晋之间。即由人的骨相、面相即可推知其人品及命运。这也许并非全然属无稽之谈，没有道理。正史野乘的记载，似乎也并不尽是载笔者的渲染夸张。对某个人，往往在没有充分观察某人的言行之前，有人就推知其人品以及将来的作为与命运，而经后来所证实，居然每每若合符契。没有记载证明李沆精晓此术，但《宋史》却的确记载“钱若水有人伦鉴”，[95]一见王旦，就惊其有宰相器。后来，王旦果然在真宗朝为相达十二年之久。可见无论魏晋，于宋亦流行此术。李沆与寇准一席话，看似轻松，实际上说得相当沉重。而当寇准与丁谓共政之时，丁谓已被公论冠以“五鬼”之一的恶名。此亦可见李沆当年之明察。而寇准后来为丁谓所迫害，更令人惊服李沆之先见。

寇准当年欣赏丁谓，与之关系不错，本可以在同一个执政集团中和衷共事。不过，寇准却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辈。以丁谓之言行处事，很快为寇准所看不惯。而以寇准的性格又不可能掩饰其不满。丁谓倒是在共事之初对寇准恭敬有加，但这样做有时反而更增加了寇准的鄙视。史载:“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96]同样记载此事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说寇准“恃正直而不虞佞巧”。寇准如此羞辱丁谓，确实会在丁谓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可以想像，在寇准与丁谓在中书共事期间，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仇恨由积累到爆发有一个过程。经过了一定过程，遇有适以爆发的机会，就会爆发，这是势所必然。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一场宫廷政变来临的。就在寇准入相的天禧三年，真宗患上中风，不仅说话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政事多中宫所决”，[97]即政务在经过皇帝这道必要的程序时，多由真宗刘皇后代为处理。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而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重新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但寇准似乎有些瞧不起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当年，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史载:“真宗将立刘氏，莱公(寇准)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98]这件事肯定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偏偏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寇准又做了件蠢事。“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这时寇准则坚持要求法办。结果，“重失皇后意”，[99]深深地得罪了刘氏。本来就有龃龉，现在又如雪上加霜。新仇旧恨，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一方。说寇准做蠢事，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言，从道德上说，寇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但政治斗争并不以道德人格论是非，而是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处。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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