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3])记述道：京都的东洋史，是名为内藤湖南的学者为开祖，因而与名为白鸟库吉的学者相比，带有强烈的支那学的要素。但此论述与事实不符。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其实是名为桑原胧i的先生为开祖(与内藤学风稍异)。……即东洋史这一学问的本流，由桑原胧i开始而为宫崎市定所继承。 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常常被说成是内藤湖南所开创，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内藤湖南与治中国哲学的名为狩野直喜 的先生一同创始了所谓的「支那学派」。从结果而言，这一派的学问为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东方部与东北大学的文学部所继承。[4]

如上所述， 砺波氏更正了世间之常识即将京都大学的东洋史一律看作是继承了内藤史学之流派的看法。但是，若将宫崎市定看成仅仅是桑原胧i的追随者的话，那当然是大误。宫崎另一方面亦受到了内藤的深甚之影响，総合桑原、内藤两者的学问构筑了独自的学风[5]。如此，代表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的三位学者，虽説同属东洋史，但其立场或学风都各不相同。

如此，京都大学的中国学，自其当初开始，就拥有多种多样的个性、学风的学者，其多样性在逐年增进。我想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之丰稔，毋宁应该说是由於其多样性而产生的吧。其多样性决不应该用「京都学派」之类暧昧的概念一概进行笼括，亦是无法笼括的。何况是在研究的多样化进行到了极致，并且强烈要求教员与学生的流动化，而正在推进这种流动化的今日。

世人或许会说：京都大学的中国学无论怎样的多样化，其根底有着作爲共通的宗旨即文献实证主义，因而可以文献实证主义作爲「京都学派」的指标。的确，京都大学的中国学历来是以文献实证主义作为宗旨的，今日亦然。惟有读书才是研究的基础，严密的读解，即具体地说是承袭清朝考证学——特别是小学与校勘学的成果与方法的训诂名物、典故考证之学，省去植根于此的读解而作的研究一类不过是砂上楼阁而已。这是恩师汤浅幸孙(1917～2003。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教授1961～1970，教授1970～1983)示谕我的第一训诫，而我亦将此训诫反复地教导给学生。有一位老师则将这 种 精神用「通过 philology 而至 philosophy」一语来表达。根据这一点，将京都大学的中国学称之爲文献实证主义并不误，并且实际上亦普遍地被如此评价[6]。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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