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现代视域为更为完整地把握新儒学的理论特质、更好地认识新儒学的理论意义与问题提供了一

个特殊的角度。就其存在的问题而言，在后现代主义的比照下，现代新儒学所具有的浓厚的基础

主义、本质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理论取向得到有更为清楚的突显。限于篇幅，本文对这方面的内容

不作展开论述。对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意义，本文作出如下两方面的评析。

其一，新儒学的有关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必须集中全人类各民族的智慧资源以解决“地球

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时代要求。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新儒学”与“现代性”之间就

构成了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正象许多论者已经注意到的，新儒学在精神取向上还一定

程度上带有“前现代”的痕迹，但同时又已经在基本的思想构架上浸润了现代性的因子;另一方

面，新儒学又在理论旨趣上对于现代性抱持了明确的批判意识，力图实现对既有现代性的超越，

从而与从西方文化内部批判、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有着一定程度的类同性。正像后现代主义

思潮的兴起所表明的，当代人类社会可以说是处在一个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必须对于文艺

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作出深刻的反省并对于在这一过程中所成就的“现代

性”价值系统作出调适，以图化解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累积而来的人性的异化、人生意

义的迷失、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的破坏等重重危机，并进而探寻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而要达此

目的，决非仅仅依靠西方文化的努力就能竟其功，而是必须集中全人类各民族的智慧资源以解决

“地球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儒家对待现代性的上述理论态度都

与其立足于民族本位的基本理论立场有着紧密的关联。新儒家显然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来

对西方现代文化施以批评的。同样，他们力图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成就的现代性补偏救弊

所立足的智慧资源也明显是源自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新儒家力

图扭转“现代的偏向”、成就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性的理论努力，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对于解救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的“中国式”的解读方式。新儒学对于安顿人之生命意

义问题的注重，所成就的不同于西方以上帝为最终依归的终极关怀系统的、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

立足于吾性自足的人类自身就足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⒁，应当有可能对于当代人类获

得更为康健而丰满的存在形态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正如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所

显示的，如何规约科学理性的发用，以使之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不危害于人类，这是事关人类未来

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一点上，新儒家“德性优位”的理论立场虽然的确可能存在着阻碍科学理

性在中国文化中真正确立的缺失，但是，他们力图以价值理性导引工具理性的理论主张又可以说

是真正切入了当代人类的时代课题。由此，我们也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关照到新儒家立足于民

族本位的文化立场所可能有的某种积极意义：如果仅仅遵循“西化派”的文化逻辑，那么，人类

文化的未来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只能是“千人一面”的;而面对民族文化多元并存、融合会通

的的发展走势，非西方文化要想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在完成自身现代转化的同时，亦将自身

所具有的智慧资源贡献给当代人类，以为成就一个更为合理的“现代性”作出自己的贡献，挺立

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就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这一点正是为西化派所轻忽而为文化保守主义

所突显的。后现代视域有助于更为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

其二，就其基本的理论意旨而言，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家可以说是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

时代所可能有的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

新儒学作为儒家思想在现时代的新开展，其哲学取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质。

正是立足于对人性自足与现实人生世界之终极意义的肯定，新儒家强调要通过儒家价值系统的规

范性重建，以仁心与仁性来为现代人“重立大本”，安立终极关怀。同样，新儒学力图联接德性

与理性，实现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之现代统一的理论努力，也不仅体现了儒学追求整

体系统之生生和谐的价值取向，而且其中也蕴涵了与传统儒学相一致的以整合性、弥散性为基本

特质的思维方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分别表现出

了各自其来有自的思维传统----重“合”与重“分”的分野。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注意到的，后现

代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反对本质主义与基础主义。他们明确反对追求某种先在的本质以寻求

所谓“精神的家园”，充分认肯个体自由的绝对价值，希望在打碎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

系的总体性、永恒性之后，在对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化与变化的发现中得

到更多的“自由”⒂。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所秉承的西方哲学的重分的思维方式在后现代主义的

“碎片化”的思想形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的话，那么，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新儒学所秉承的中国文

化之重合传统的则是前文已经论及的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之统一的理论努力。正

是在这里，极为典型地体现了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的后现代主义与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的新儒家

直面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的差异：如果说前者是要随顺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一往而不返地走向彻

底的平面化、碎片化，后者则是要“当下即是”，力图通过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深度整合，为

陷于“分崩离析”的当代人类“重立大本”，“重开大用”。颇有意味的是，宗教、哲学与科学

在后现代主义中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种理论旨趣上的类同也为本文从后现代视域对现代新儒

学进行评析提供了可能。

在对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分析中，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所以

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乃在于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作为资本主义重要精神支柱的“宗教冲

动力”的衰竭。尽管贝尔所谓“宗教冲动力”的直接所指即“禁欲苦行主义”，但正如马克斯·

韦伯已经揭明的，“禁欲苦行主义”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世俗的伦理规范，而是体现了一种关联于

上帝的“宗教伦理精神”。因而，贝尔在这里实际上是要从宗教精神的层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的深层根源作出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明确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⒃贝尔的这一论断，的确抓住了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变迁的重要一维。如所周知，西方文化近现

代化的进程正是从走出中世纪开始的，其基本的义旨则是要摆脱基督教的束缚，改变人作为神之

奴仆的地位并使人逐渐自我做主。由此，作为现代价值之核心内容的“自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

是与摆脱上帝的束缚相关联的。但是，作为具有超越追求的“社会动物”，人尽管可以“杀死上

帝”，但却未必能彻底抛弃终极关怀。为了填补“上帝死了”之后留下的巨大的精神空白，西方

近现代文化事实上一直没有停止对于新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的追寻。因此，借用德里达的“话

语”，西方文化走向近现代的变迁事实上也内在包含了对终极关怀之“中心主题”的不断置换。

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科学甚至于现代艺术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过充任终极关怀的文化功

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