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语、国民和国家

近代语言统一的思想按照罗常培先生的说法，明末清初就已肇始。其曰：

“当明末清初之初，方以智、刘献廷一班人受到了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金尼阁的影响，颇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辅助国字的读音。后来龚定庵也打算搜罗中国十八省方言和满洲、高丽、蒙古、喀尔喀等语纂成方言一书，他说，‘音有自南而北而东西者，有自北而南而东西者，孙会播迁，混混以成，苟有端倪可以寻究，虽谢神瞽，不敢不聪也。旁举字母翻切之音，欲撮举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贯十八省音，可以纳十八省音于一省也’。这就是早期的国语统一论。”〔10〕(P77)

上述语音统一思想，恐怕还是为了切音之便。而中国境内方言林立，虽有朝廷规定的标准语的存在，但来自不同地方的官吏和民众之间仍情谊不能完全相通，政令难以下达基层，影响王朝统治。所以从明清以来，在雍正时期最早开始了用行政力在离官话区较远的福建和广东等地推行官话的政策，以期语言统一：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若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十年，裁福建四门书馆。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俗字字典所无，难以翻清，嗣后随本音释揭送内阁，以便翻译对音。嘉庆十一年，奉旨：上书房行走者，粤东口音于授读不甚相宜。谨案，《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而经史多有方言，学者贵知之，然必立一雅言为之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11〕(P369-370)

那么为何要语言统一，除去一般交际便利之外，雍正上谕中概有说明：

“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唯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等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喻、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NB062?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12〕(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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