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译者要树立互文观念。古人语句多古奥晦涩，且多用省略结构，使得所指不明。许多语句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我们在翻译中国典籍时，要有互文的观念，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感受原作的核心概念和话语。这里的互文，不仅指原作本身的上下文，也指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品，对于某些字词的理解则需要参照其他同时代的文本，确定不同作者就这一概念不约而同的用法，找到其最普遍的意义，将其“传真”给译文的读者。例如，在理解孔子“德不孤，必有邻”这孤零零的一句话时，我们需要通过孔子的其他言论来协调《论语》篇章之间不连贯的矛盾，比如参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或“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把它译为：The man of honor is never alone. He is sure to enjoy the company of friends。(林戊荪，2010：77)同时，我们也要参照其他同时代的文本，比如《周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3 循意得欲说之言

译者在运用关联思维经过一番了解之同情，得见圣人之意后，就要考虑如何把“此中真意”传译给译入语的读者。

3.1 忘言

中西语言形式殊异，“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制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印欧语言苛求形式的一律，形式控制意义且可表意;而中国语言则讲求意思的传达，以意统形，形式只是意义的附庸。所以，译者要在把握原作意念的基础上，认识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篇》)。庄子的意思是说，语言乃表达意念的工具，若意已达或已得，那么语言可弃也。用之翻译，即是译者若得原文之“意”，不妨将原文之“言”弃之，也就是抛却原文的语言形式、句构，发挥译入语的优势译出原作的境界、气势、韵味。若只译得大意，原作精神不传，则“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天见人，人见天”是传其大意;“人天交接，两得相见”是得其精要，所以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且不可受其行文的束缚，字比句对的“死译”、“硬译”是最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