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情的成素

最后，我们再说心的情感的成素。以情感作为道德主体的成素之一，这是孟子已有的说法。孟子讲善性或即四端，是结合情与理两方面来说的，仁、义、礼、智，是就理(道德原理)方面讲的;恻隐、羞恶、恭敬(辞让)、是非，其实就是从情的方面来讲的。简单来说，恻隐指不忍见他人受到苦难的怜悯之情;羞恶指对于恶行的羞耻之情;恭敬(辞让)指对别人的尊敬及谦让之情;是非指好善恶恶之情。阳明承继了孟子以来儒者这个普遍的观点，以为本心情理兼备，故此以为情亦是心的成素。他说：「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传习录》卷中，《集评》158，P.223)又说：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目，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传习录》卷下，《集评》290，P.342)

从以上引文可见，阳明一方面对情再区分为喜、怒、忧(哀)、惧等七类，故将情亦叫做「七情」;另一方面，他又说出情感与心(良知)的关系 -- 两者不即不离。后一方面，换别的说话来说，其实指情感有正反两面：反面的就是情欲，这是心或良知的障蔽，是妨碍道德实践的情感;正面的就是上述孟子所讲的四端之情，这是促成道德实践的情感，而正反两种情感并非本质上有异，因为在实践上两者可通而为一，它们的不同只是分际意义上的不同。对于后一种情感，阳明有时称作「乐」，这是对周濂溪所谓「孔颜之乐」的简称。《传习录》里记录了一次阳明与弟子的对答：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传习录》卷下，《集评》292，P.343)

这里，阳明肯定了乐在实践上与心(良知)同体，因此，在这意义下，它并非一般的经验的情感，故不与一般的情感(例如哀)相对;前者是心的本体，后者只是心的发用(现象)。

另一次，当阳明弟子陆澄(陆原静)问阳明孔颜之乐(圣人之乐)与七情之乐(凡人之乐)是否相同时，阳明回答说：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传习录》卷中，《集评》166，P.236)

这里，阳明除了明言乐是心的成素外，亦说出孔颜之乐其实不限于圣人，凡人亦具有(在这意义下，此乐不外于七情之乐)，只是凡人未能作充分的道德实践(反身而诚)，因此有此乐而不自知，或即不能将此乐实现出来(在这意义下，此乐不同于七情之乐)。

由以上所说可见，阳明像一般其它中国哲学家一样，将情感看成是可以上下其讲的：一方面，它是经验的，可善可恶，与道德无关;另一方面，它又是超越的，是至善的，是道德主体的成素。这种观点，明显与西方哲学一般持情理二分的观点，将情感看成只是经验的，形而下的，两者大相径庭，这可以说是中西伦理学的最大分歧处之一。

以上，我们分析过阳明所言心的知、意、情三种成素，但上述所说只是对应西方哲学的一种方便说法。在实际上，依儒家传统，道德主体的各种成素，并非独立的、相互割裂的东西，而是同一本体的不同面相。其实，上面我们分别说知、意、情三成素时，已带出了它们各自与心在实践上的相即不离关系，虽然三者在思辨上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在《传习录》中，阳明曾经直接说出了心的知、意、情等成素的相即不离义。他说：

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传习录》卷中，《集评》165，P.233)

这里，阳明所说「仁、义、礼、智」，性之性也」，强调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方面，此近于意(意志);说「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强调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方面，近于知(理性);说「喜、怒、哀、乐，性之情也」，说的是情(情感)。由此可见，知、意、情三者在实践上与心(性)相即不离，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