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孔子所强调的言诗要“告诸往而知来者”，更表明了他对诗的诠释有着明显的德化指向，这在上面的两场对话中都可以得到说明，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对子贡、子夏这些学子大为赏识。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断章取义、“六经注我”吧。而也只有在孔子的这种解释原则下，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切入对“兴”的理解和领会。

关于“兴于诗”之“兴”，朱子的解释是“兴，起也”。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孔子所说“起予者商也”之“起”也可以说就是兴的意思，虽然此处朱子的解释只是“起，犹发也”。但是在解释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兴”时，孔安国只是注解为“引类譬喻”，而朱熹则解释为“感发志意”。因此，兴就是起、发或者是启发之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孔子所说的学诗不仅仅要我们能告往知来，更要能从诗中领会到德化意味。而诗之兴也能在如上的两个方面启发(起发)我们，它不仅止于让我们学会譬喻、产生联想，更重要的乃是诗“可以通过具体的譬喻和生动的联想，来感发和振奋我们的心志情意，使我们从感性的‘美’的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善’的意识。这正是立德修身的起始阶段”。而孔安国的解释显然忽略了孔子的这个最终的德化或伦理指向。

诗的德化指向在孔子之时已是共识，比如“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孔子更是看重诗教，《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其中的《诗》就是指孔子在《论语》中一再提起的“诗三百篇”。孔子明确地将诗教与成就君子结合起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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