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儒家又有“未发已发”之说(《中庸》)，宋明儒从中发展出心之体用说，“未发”为体，“已发”为用，但从“未发”到“已发”，便有意向活动。“未发”之体只能是潜在能力或最初动力，它具有善或向善的目的，但意之所发却未必是善，这里确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或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未发”之体虽善，却不能保证其所发必善，“未发”为“中”，却不能保证其所发必“和”(“中和”问题是儒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只有“发而皆中节”，即处处符合“中”的原则时才能“和”。“中节”与“不中节”，则由各种心理因素所决定。这确实不象康德所说，有先验的道德法则即纯粹的“理性原则”，就能保证其为善。也不象牟宗三先生所说，“自由意志”就是“道德法则”或“纯粹理性”，二者是“同义语”、“一个意思”(见《自律道德与道德的形上学》)，它自身即保证了是“能够实践的”。这里并没有任何必然性的保证，因为意志、意向不是就在现实层面上，而且有自主性，有时不受“理性法则”的支配。儒家讲“体用一源”，特别是心学派如王阳明更强调“大头脑”，即在“本源上”用功夫，但这功夫本身就是坚定其意志和信念，而且必须从经验上下手。即便如某些儒家所说，心本来即善，不善者仅仅由于“习染”，但是现实中的人心不能没有“习染”，这些儒家本人也并不主张与外界隔绝(只有个别人例外)。善良意志是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不能完全依靠先验的“理性法则”。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志自由，也是一生培养和锻炼的结果，并不是靠某种先验理性便自然如此。儒家凡主张“性善论”、“良知说”者，似乎持一种先验理性学说，但实际上他们都主张“存心”、“养心”、“尽心”、“持志”、“立志”、“正心”、“诚意”等实践功夫，这才是实现道德理性的根本途径。可见，善与不善的关键，并不在于绝对的实体性的“先验理性”或“纯粹理性”，而在于心灵的意志、意向及其实践活动，在于目的性的追求。就是说，自由意志是同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分不开的，不是靠“道德实体”决定的。儒家哲学是不是主张有“道德实体”，实在是一个问题。仁心、良知实际上是意之所向，是一个目的范畴。

如果说，要用“实践理性”指谓儒家哲学，那么，它同康德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康德的重点在“理性”，而儒家的重点在“实践”。实践真正是一个意志、意向的问题，意志、意向必然表现在实践上。当你说“意志自由”时，已经在实践了，当你说“知”是，已经在“行”了。所以，功夫全在实践上，在意志的选择上。正如王阳明所说，“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这个“物”是指事物，即实践活动，而不是静止的对象物。“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同上)“事亲”作为意向活动，同时已是“温清定省”之类的实践活动。如果意在别处呢?良知虽然规定了意之所向，但并不能保证其必然如此，所以才有“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传习录下》)的说法，也才有致知格物的说法。只有致知格物的实践活动才能贞定意志、意向活动的正确方向，实现道德理想。这就是儒家哲学强调实践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