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特点

(一)主体上以传统内部人员为主

从目前我国证监会公布的多起证券内幕交易案件来看，该类行为的主体在1997年底以前都是企业法人，其中包括金融中介机构(襄樊上证案)、上市公司(张家界案、新太科技案等)以及上市公司的关联公司(宝安公司案、轻骑集团案)，而这些企业法人基本上又都属于国有企业。1997年l1月后，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开始转为个人，其中以能容易获得内幕信息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主，如戴礼辉案、俞梦文案等。进一步分析后可以发现，在上述案件中，除襄樊上证案属于推定内部人员外，其他均是传统内部人员，没有外部人通过信息泄露或盗用内幕信息而从事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案件。

(二)与其他证券违法行为具有交合性

从大量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证券内幕交易行为往往与其他证券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比如新太科技案，虽然从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看不出内幕交易的字样，但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巨额资金往来、为大股东提供担保而不披露等均属于证券内幕交易行为性质。

三、对我国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建立严格、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

“公开是治疗社会病和产业病的最佳药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布郎迪斯的这句不朽名言是迄今为止对信息披露最精辟的表述。严格要求上市公司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准确及时地披露一切有关的信息资料，供投资者作为投资决策参考，是有效预防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措施之一。信息披露的出发点在于增强股票发行与交易的透明度，为投资者提供硬时、充分、准确的信息，其不仅是投资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的必要基础，也是社会公众和监管机构对发行人进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具体的，应当做到以下两点：

1.加强对政府信息的保密或披露。我国现阶段的证券市场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使得证券市场始终受到政府政策和消息的左右，而这些政策和消息就构成了内幕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幕消息不仅源于上市公司，而且出自政府部门，这是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中存在的特殊现象。而在我国所具有的“关系社会”里，一些与政策制定者靠得近、有特殊背景的机构或个人在政府政策信息的获得上占有着先天的有利地位。因此，从表面上看，证券内幕交易行为进行是信息和资本的结合，而实质上其是权力与关系、权力与金钱的结合物。

要加强对政府信息的保密或披露工作，就必须做到：第一，政府要规范自己的政策信息发布行为，切实加强政策信息保密工作。应当克服权力行使和决策过程的神秘化倾向，及时将自己的决定，甚至把将要作出的决策及与之有关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公布于众。这是纠正内幕信息泛滥的有效的方法。第二，政府应当致力于提高政府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及时披露有关信息可以缩短内幕人员独占并利用该信息的时间，从而有效地防止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