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对于银行的债务转化为某种主体的投资，一般有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增加国有企业的资本量。通过将企业对于银行的“债务转换”，首先变对银行的负债为国有资本的投入，增加企业的资本规模，减少对银行的负债率。

二是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这一功能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债转股”后，国有资本增加，形成企业资本中“国有成分”比重增大，因为在已经有过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企的资本结构已经丰富，有国有企业，也有国有控股的企业;另一种含义是，“债转股”后，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出售部分股份，吸收国内甚至于国外的其它资本，进而实现对于国有企业资本的根本性调整。

三是减少国有企业的银行利息负担。这一点是最现实和看得见的功能，对于相当部分的企业而言，“债转股”

无异于一次“彻底解放”。据 目前 对于“债转股”的申请企业来看，凡是有点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都在争取 “挤入”“债转股”的“末班车”。

四是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所谓建立 现代 企业制度，这一点恐怕是最要紧的，是指以不同资本所有者结构为基础，通过市场的方式，并且以市场为中心来实现的对于企业组织模式的根本性改造，形成董事会、总经理管理层次和适应市场要求的管理体制。在我国已经有了条件相对成熟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依托于丰富的资本结构和既已存在的资本市场，实现资本的流动，实现资本所有者的变化与活力，注入企业资本所有者对经营管理的高度关注，促使管理层次竞争性地在市场中去创造经营业绩。届时，所谓国有企业，大体也只能从部分资本量上看有意义，而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就不再有任何特殊的痕迹了。

在上面四种功能中，处于“债转股”核心地位的，应当是公司治理模式的实现。这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最核心的内容。基本原因是，资本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对于企业而言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它能够促进企业管理体制与方式的变革，却不是中国现在国有企业变革的真正关键所在。换言之，如果国有资本足够支持现代国有企业的运行，我们也许并不需要彻底地改造资本结构，而只是需要对公司治理模式加以考虑便能够解决相当大的问题。减少利息负担，只是一种财务方面的处理，它有助于国有企业一定时期的发展，但它并不是治本性的，未来企业还必须有大量的对外融资，还会有相当大的利息负担，不从根本的方面解决问题，未来的银行贷款利息再通过“债转股”就难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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