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征借款》以关税作担保，在形成过程中，左宗棠在上海关税务司费士莱(G.H.Fitz.Roy)拒不签署作梗下，经奏准清廷转令总理衙门通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转给上海税务司照常签署。赫德旋以他职司管理关税，在发给各口税务司『通札』：地方当局向外国商人与银行借款『非经本总税务司批准』，各关税务司拒绝签署任何期票，或提供任何性质的帮助;谕旨批准一笔借款，如果没有总税务司的准札，各税务司就得十分明确地拒绝证明任何抵押品的效力;从而被其僭夺了决定准否借款的部分大权。④

1875年前後十年间，国内先进士子如马建忠、薛福成等人，或作为公民着书立说，或受聘为高官幕宾提供政策建议，在详引欧美事例之余，力主借用外债。他们虽不排除为筹饷而借外债，更强调用借款来促进国内生产事业，特别是建设基础设施如铁路等等。他们认为若能如此，『阳为借债之名，实属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利』;『术虽补苴』，只要『参酌得中』，乃『气数转移之机』、『国家振兴之兆』。⑤这些言论和主张，对化解举借外债为与『国体有关』的陈腐观念，既起着积极作用，也使清政府初步认识到对外债应积极地对待.其功用并非限於缓解一时财政之急，更可利用之促进生产、增加国富.福建巡抚丁日昌为促进台湾地区的开发，把借洋债设铁路列作要政之一，与丽如银行作了洽商，可以说是一次实践;但陈旧意识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此所以同时又出现『户部总署皆以不借洋债为然』的动态。丁氏借款的失败倒并非由於『不然论』的阻挠而是『丽如』索利过高，给以拒绝。但潮流所向，这次虽未借成，不久，清政府准许为支持招商局、为建设铁路……，都通过借债方式以利用外资的。 但是，清政府虽有借外债以兴利的决策，日後在外力的干预下总难以悉如已意地贯彻实施。

经过辛亥革命，民国的北洋政府对外债在最初几年沿袭清王朝的政策行事，也同被外力粉碎无遗之後，它再无明确的政策，如果通过其行为所表现并被当年财政当局所说的是：『仰外债以度岁月』。国家机器须时时仰外债以资润滑才能运转的危境，且日益深化恶化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前後十余年间，终落到总统府、国务院的[度日之资]，都有待借款;各派军阀又需索军费『贪而无餍』，陷财政当局一当『逢年过节，便难以度日』的局面，⑥只得沿门求乞似的向京津外资银行乞求贷款垫款等等。 正有如时论所抨击，北洋政府对外债无政策只是有奶即是娘和『败家子』借款方式。⑦

还在1924年，中国******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中关於外债，针对时弊，郑重声明：『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使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借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其它的既成外债，则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⑧同时，确定了政策原则，外债作为引进外资的一种方式，决定利用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1927年******掌权执政，在其几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其它会议上，一再重申如上所述政纲的精神。国民政府於尔後几年里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并付诸实施;直至日本对我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止进行;转行决策以增强反侵略的战力，兼求得到政治的道义的声援，以多交友，少树敌为方针多方寻求国际贷款，诸行动。

二

资本主义列强既以暴力把中国作为它们的一个最後新市场，来华贸易的商人除从事其贸易的本业，出於稳定深化市场的动机，准备着随时做些其它甚麽。太平天国势力逼近上海，该地洋商即向地方当局表示，愿垫支款项以『济饷需』;其它口岸也有类似行动。在华的外籍公职人员或外籍的中国公职人员则与之配合。如左宗棠奉命『西征』，拟向外商借款，英国驻福州领事通告英侨注意这个机会，闽海关法籍税务司且迳以『助饷』为名，向左宗棠兜揽贷款。

中国动乱局势行将平定，有远程前来中国谋求贷款利益的。1869年，曾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N.Lay)就是一个。顺便指出，他活动未成後转往日本，与彼邦谈妥为建筑铁路提供贷款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