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 历史 时期内，我国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 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 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 147 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 050 927两)，电讯借款7笔(8 738 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 383 192两)，河工借款4笔(3 330 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 910 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 教育 借款达 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 企业 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 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 交通 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 台湾 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