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理论问题。

　　（一）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基本概念。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源自于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体现的是一种代际转移的关系，当期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来自于同期在职职工的缴费。这些在职职工在缴费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着未来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一般情况下，随着在职职工缴费记录的增加，他们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也在逐渐增加。这部分养老金权益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对他们的负债。由于不存在任何可见的借贷行为，而仅由国家的规定和强制力来保证实行，故称之为隐性债务。

　　理论上，解决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办法有四种：第一，通过降低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水平以缩小债务规模；第二，利用下一代职工的缴费来解决；第三，若当前在职职工在缴费过程中出现基金结余，这部分结余也可以用来偿还隐性债务；第四，国家从养老保险制度外筹集资金解决。如果仅仅通过前三种途径就可以完全“消化”隐性债务，那么，从财务可持续性角度，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现收现付制可以一直运行下去。但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会对现收现付制形成很大冲击，而降低退休人员待遇及提高在职人员缴费通常会遇到很大阻力，当在职人员的缴费不能满足当期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的时候，国家为了维持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稳定，就必须从养老保险制度外筹集资金来解决，这样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就转变成了显性的国家债务。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与国家的显性公共债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表现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是可以控制和调整的，当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可以通过制度调整进行消化时，其与国家的显性公共债务有本质区别。只有当现收现付制维持不下去时，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才会显性化，成为国家显性公共债务的一部分，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中所包含的隐性债务不仅直接关系着养老保险制度本身能否顺利运行，也会间接地对国家财政收支和经济运行状况产生影响。因此，许多国家在考察政府债务的时候，也会把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作为一个参考指标考虑在内。

　　（二）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不同定义与测算方法。

　　虽然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基本概念不难理解，但是学术界对隐性债务的定义并未形成一致看法，这给各国学者研究隐性债务带来了困惑。根据世界银行养老保险专家Robert Holzmann（1998）的归纳，目前存在三种隐性债务的定义，分别是：

　　1.计划终止时债务（Accrued-to-date liabilities）。它等于如果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在某一时刻终止，所有必须支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未来养老金精算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经积累、未来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精算现值。如果有基金余额，还需减去基金余额。

　　2.当前参保人口债务（Current workers andpensioners' liabilities）。不考虑新加入者，假设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继续运行，直到最后一个参保人口死亡，其等于计划终止时债务加上当前参保在职职工未来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的精算现值与未来缴费的精算现值之差。当前参保人口债务也被称为封闭人群债务（Closed-group liabilities）。

　　3.开放系统债务（Open-system liabilities）。考虑新加入者未来的缴费和养老金收益情况，其等于当年参保人口的债务加上新加入者未来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的精算现值与未来缴费的精算现值之差。

　　那么，在研究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时候，尤其在测算隐性债务规模的时候，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定义呢？Hagemann和Nicoletti（1989）研究了老龄化对德国、日本、瑞典和美国养老保险债务的影响。该文作者测算了四个国家的封闭人群养老保险债务，结果发现美国、日本、德国、瑞典的养老保险债务分别是各自国家1985年GDP的158%、217%、355%和183%。Kane和Palacios（1996）通过测算多个国家的封闭人群养老保险债务，发现养老保险债务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变的国家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运行时间较长的国家中显得相对较重。Holzmann、Palacios 和Zviniene（2004）比较分析了35个国家的封闭人群养老保险债务，也得到类似于Kane和Palacios（1996）的结论。不难看出，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养老保险封闭人群债务；而在我国，周渭兵（2000）、王晓军（2002）、高建伟（2004）主要测算的是计划终止时债务。

　　实际上，三种隐性债务的定义和测算口径各有用处，究竟测算哪种隐性债务规模取决于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的目的。如果政府有意完全终止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或者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转轨，比如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那么测算计划终止时债务是合适的，因为它告诉政府在计划终止那一时刻所需要清偿的债务规模是多少，有利于提前制定解决办法。如果研究人口老龄化、扩大覆盖面等外在因素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那么测算开放系统债务是最合适的。如果政府在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时考虑新老划断，那么，测算当前参保人口债务是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明确，不考虑新加入者，当前参保人员按照现行制度缴费和领取养老金，直到所有参保人员死亡，政府所需要承担的债务。

　　从测算方法来看，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涉及个人整个生命周期的行为，从年轻时缴费，到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直至死亡，同时又与人口结构、生命表、工资增长率等因素有关，所以测算隐性债务规模最好利用精算方法，并考虑参保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情况。当然，由于测算隐性债务规模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必然涉及对一些人口经济变量的预测，比如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个人工资记录、社会平均工资、折现率等等，所以，测算结果不可能百分百准确，更重要的是反映一种变化趋势。考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多少，测算开放系统债务规模的准确程度最低，计划终止时债务规模最高，当前参保人口债务规模居中。一般来讲，研究者会综合考虑多种情形来说明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及变化趋势。

　　（三）转轨时期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过，如果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能够在制度内进行“消化”，则不必要担心隐性债务问题。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开始了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转轨。从养老保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要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都无法回避隐性债务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前参加现收现付制的职工的缴费用于当期养老金的发放，并形成未来领取一定养老金的权益，即隐性债务。如果不进行改革，这一债务理应由未来代的缴费来偿还。但是，一旦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未来新加入者的缴费进入了个人账户，即不再用来偿还这笔债务，那么，现收现付制下的隐性债务在转轨过程中就变得显性化。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稳定，通常会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来偿还这笔债务。

　　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隐性债务显性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这部分显性化的隐性债务就是制度的转轨成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说，隐性债务就是转轨成本，这要取决于每个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具体模式。若由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的基金积累制转轨，则隐性债务就等同于转轨成本；若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轨，即改革后依然保留了部分的现收现付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轨成本就不完全等同于隐性债务，而仅仅是显性化的那部分隐性债务。通常为了保证制度转轨成功，许多国家都会在改革前测算转轨成本的规模，并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有些国家因为发现转轨成本太大，国家经济难以承受，便另寻其它解决途径，比如实行名义账户制；也有些国家事先没有意识到转轨成本的问题，比如中国，结果造成制度在转轨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