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代表这一艺术趋向最早的重要作品是曹禺在1939年创作的《蜕变》(1940)。剧本  以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中国社会情况和战争情势为背景,通过一所伤兵医院的前后变  化,表现出中华民族应该在战争中蜕旧变新的主题。其中的第一幕对于这所医院腐败现  象的揭露,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钦差大臣》对于俄罗斯旧官吏的讽刺,但它只是全剧  构成的第一步,旨在说明蜕旧变新的必要性以及蜕变的现实起点。正如曹禺所说:

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眼见多少动摇分子,腐朽人物,日渐走向没落的阶段。我们  更喜欢地望出新生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育化着,欣欣然地发出  来美丽的嫩芽。(注:曹禺:《关于“蜕变”二字》,《曹禺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  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

这里的后一点才是决定剧本基本性质的所在。《蜕变》是一部以歌颂为主的喜剧作品  ,剧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梁专员和丁大夫——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创作中最早出现的  英雄角色。

正直无私、恪尽职守的专员梁公仰,在乌烟瘴气、腐化苟且、悲观消极的恶劣环境里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受到医院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这一形象在  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证明了:人是完全可以改  造环境、征服环境的,只要有理想、敢牺牲、肯努力、嫉恶如仇、团结同志并且持之以  恒。丁大夫既是一位名医又是一位母亲。作品让慈母和良医两种角色在她身上构成内在  的冲突,通过这位刚强女性自觉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母子私情之上的行为,使其个人  的品德超越了一般医德的范围。这种超常性则构成了这一形象英雄性的基础。

梁专员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雄的人可以主宰环境的一面,丁大夫的形象主要代表着英  雄的人必然具备超乎常情的崇高品德的一面,从而构成英雄化取向的两个基点。在《蜕  变》以后的英雄化走向当中,多数作品正是围绕着上述两点展开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  么把《蜕变》看作英雄化喜剧开山之作的主要原因。

就战胜环境而言,在《蜕变》以后的英雄化喜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昌霖的  《密支那风云》(1945)、成荫的《打得好》(1944)、洛丁等人的《粮食》(1946)、张骏  祥的《边城故事》(1941)、吴铁翼的《河山春晓》(1944)、王锐的《健飞的求婚》(194  8)等。前三篇作品直接表现抗日斗争,后三篇主要描写后方建设,两者合起来形成了“  抗战建国”的共同主题。

在上述作品中,作家们虽然也曾描写了主人公们的种种美德,但艺术表现的重心却始  终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至于美德,只是人物在行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在人物的  行为描写中,作品突出的是这些行为同历史的进步事业与民族的正义使命之间的紧密联  系,而后者的伟大与崇高才是人物行为英雄性质的主要源泉。正因如此,除《打得好》  和《粮食》以外,其他作品固然存在着纯粹个人性质的情感纠葛,但作家的主要笔力仍  在人物的公民生活方面。他们着意反映的是人物在投身伟大而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为了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所体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无疑为英雄化取向的多数作品  增添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社会实践品格。在机智化和世态化取向中,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主  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日常生活,而现在它育化的却是对于人物公民生活的表现力,从而进  一步开拓了现代幽默喜剧反映生活的摄取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英雄化对于现代幽默喜剧  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艺术表达上,这种内在的社会实践品格为英雄化喜剧带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故  事和情节因素的重视。这或许就是张骏祥将他的《边城故事》说成是“一个五幕的Melo  drama”(注:Melodrama,在现代时期可译为“闹剧”或“情节剧”,现一般译为后者  。)的原因。在这部大型喜剧作品中,作家正是在一种险象环生的情节进展中,为我们  刻画出主人公杨诚专员对于祖国的忠诚、对群众的信任和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精神。

一般来说,在这类英雄化的喜剧作品中,为

了满足表现人物英雄行为的基本要求,作  家往往要创造出一种极端化的情节。在这种非比寻常的情节中,英雄主人公将会遇到难  以想象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不仅可以体现出人物卓越的品格,而且可以有  效地引发观众紧张的期待,进而构成喜剧审美心理“紧张——松弛”模式的前半部分。  极端化的情节必然要求极端化的结局,要么是大获全胜,要么是满盘皆输。我们谈论的  既然是喜剧,那么,英雄化要求的自然是前者。由于最终的成功和胜利,“紧张——松  弛”模式的后半部分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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