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与知识的关系，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识不是能力，但却是获得能力的前提与基础。而要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需要个体的社会实践。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戏剧论文2500字。

2004年是俄国伟大的代写硕士论文小说家、戏剧家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九月份,中国国家话剧院以“永远的契诃夫”为题,举办了中国首届国际戏剧季。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晓鹰执导的《普拉东诺夫》、以色列卡美尔剧院的《安魂曲》、俄罗斯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北京林兆华工作室的《樱桃园》和加拿大史密斯·吉尔摩剧院的《契诃夫短篇》,在北京不同的剧场演出。中国话剧界以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来纪念这位现代戏剧的先驱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2004年奉献给契诃夫,将之命名为契诃夫年。一位作家在逝世一百年之后,依然超越国界被同行们尊重并怀念,仍然被观众喜爱,他就有了永远的理由。

一百年前,只有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契诃夫的戏剧,今天他的戏剧在世界舞台上被搬演的次数仅次于莎士比亚,名列第二。契诃夫的超越和深邃使他在身后赢得更多的知音。1960年契诃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契诃夫作为现代戏剧先驱者的地位,恰如莎士比亚作为传统戏剧的代表者的地位一样被确立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戏剧界惊讶地发现,契诃夫是现代人的精神知音,他的戏剧穿越时空,记录了人类永恒存在的困惑。他死后才被发现的戏剧处女作《普拉东诺夫》的同名主人公被称为现代的哈姆雷特,他能比90%的现代戏剧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因为它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普拉东诺夫发出的“人在哪里?”的呼喊,在某种意义上比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更能震撼现代人的心灵。在他的没有“舞台性”、“冗长枯燥”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我们自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硝烟和工业化时代精神危机的现代人,从他的剧本中看到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困境,感受到了他忧郁的眼神背后对人类的真诚热切的关爱与抚慰。

但是在中国,虽然他的戏剧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被翻译过来,而且都是名家名译,他的戏剧和斯坦尼体系一起对三、四十年代直至建国后的戏剧影响深远。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为熟悉的契诃夫是《套中人》、《万卡》、《变色龙》的作者,是和莫泊桑、欧亨利齐名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

作为短篇小说巨匠的契诃夫在中国是幸运的,他拥有众多的读者和知音。可是作为现代戏剧革新者的契诃夫在中国却是寂寞的,我们对他的戏剧的理解存在很多误读。

回溯契诃夫在中国的传播,他首先是以擅讲故事的小说家的面目进入中国文坛的。他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是吴祷根据日本薄田斩云的译文转译的《黑衣教士》(今译《黑衣修士》)。而他的戏剧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译本是耿济之译的《求婚》,出版于1920年,中间已相差了13年。他的戏剧被大规模地翻译是在20年代,虽然在此之前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数量不多,且都是小说,但由于我们对他的戏剧的理解与对其小说的理解互相交织,且小说更受关注,小说家契诃夫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戏剧的看法。因此,分析此时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读者对契诃夫的最初印象,是理解契诃夫戏剧在下一个时期译介情况的基础。

本文打算对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进行一次系统的纵向梳理,通过梳理,对以下问题做出反思与回答:契诃夫的戏剧究竟在怎样的范围和以怎样的面目进入中国?他的戏剧在哪些层面上影响了中国?他的戏剧究竟在哪个层次上参与了中国现代话剧体系的建构?作为一个戏剧家,他的形象在中国读者心中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在不同的时期,他的戏剧作为经典的内涵是否有所不同?并借用翻译理论中操纵学派的观点,分析他的戏剧经典内涵变化背后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这对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契诃夫戏剧在今天的意义显然不无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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