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威廉希尔app 为您整理了电视艺术论文：浅析中西方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希望和您一起探讨!
暴力是人的本能,是人类在自然生存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生存手段,是保护自己、获得食物、获得配偶及保护后代的一种必然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人类的很多艺术都是起源于本能,食物的需求孕育了美食艺术,交流的需要产生了语言,捕食的本能演变为现代的体育运动,而暴力也在艺术尤其是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生长土壤。
一、暴力美学
美学论述的是美和美的事物。将“暴力”和“美学”结合在一起,可源于古希腊时代,暴力美是对人类力量的肯定。暴力是人的一种本能,佛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质有着一种建设和破坏的双重快感的“双重”特性,而且不相互排斥。暴力一直遭到大众的厌弃,因为人们渴望和平生活。然而,表现暴力的文学却很有市场,从《水浒传》到民国时期兴起的武侠小说热,可见一斑。
现代社会中,“暴力”的字面意义中包含了不公正时的反抗或者利益的争夺。心理上的不平衡直接导致生理上的抗击。生理上的获胜或最终结果的优势宣泄了冲动,产生心理上的快感。这种快感表就是暴力所带来的美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香港吴宇森等导演发展并成熟起来“暴力美学”动作电影,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重要的艺术形态,并形成“暴力美学”的定义。
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西方电影中,都是仅从道德层面出发将暴力当成一种对社会或未成年人有危害的因素加以限定,而这些限制是与当时电影中暴力的呈现方式密切相关的。吴宇森使得以暴力为题材的影片不再被当成是“暴力影片”来看,因为他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暴力:武打动作、刀来剑去、杀戮枪战,都可以形式化地展示出来,给人纯粹的审美上的满足。它的内在审美态度是一种游戏的审美态度。
暴力电影中的摒弃表面社会评判和道德劝戒、动作的诗意浪漫化、形式上极度夸张等一系列的变化是在香港完成的。《英雄本色》、《新龙门客栈》、《变脸》等影片都是暴力美学的代表性作品。
暴力美学其实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它意味着电影不再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也不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而是只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当然,它所面对的,也是产生它所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高度法制化的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
二、吴宇森与昆汀
?在中西方暴力电影导演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吴宇森与昆汀。暴力电影使用较多的枪击动作场面和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电影语言风格,通过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中的形式感,将观众的视线更多的引向电影中的形式美感,忽视或弱化电影的道德教化效果,更多的是一种暴力情绪的发泄,一种英雄主义的灌输行为。
吴宇森电影的暴力场面被渲染得极为绚烂夺目。教堂、圣像、飞翔的白鸽、弹孔里透出的几缕阳光、枪口的袅袅青烟等等都让我们惊异于这种冰冷和血腥的美丽。因此,好莱坞影评界把他的风格诠释为:“优美的慢动作连续镜头、断奏编辑、冰封并溶解的框架是具有带着情感和视觉美丽的新深度的动作电影,是高度暴力风格与情节剧的交融”。
在西方,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奥里佛?斯通等人拍摄了一系列代表性影片:《水库狗》、《沉默的羔羊》、《低俗小说》等。香港的暴力美学具有更多浪漫和温情的色彩,表现在电影中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与侠义精神的“重然诺,轻生死”。而昆汀为代表的西方暴力美学展示则更直接形象,更富于黑色感觉,用死亡为游戏来消解暴力。
这种差异是基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建构在伦理美学之上,尽管电影里面充满了暴力的场面,但是影片通常是以动作场面和情节来取胜,而不是尸骨和鲜血。暴力因而通常会演变成为一种悲悯的英雄情节。在影片中看到杀人的场景,观众除了得到简单的暴力情绪宣泄,同时也感觉到悲剧性的情绪和悲天悯人的精神主题。电影叙事集中在道德层面上,并且始终贯穿着中国儒家精神与侠义精神。这种伦理精神在电影中已经成为一种有效地控制观众的叙事逻辑:杀手单刀赴会是因为需要金钱去医治姑娘的眼睛(《喋血双雄》);转身回去是为了救身陷困境的兄弟(《英雄本色》)。这些身份相异的主人公,总是把保护和拯救他人生命为使命,为其使用暴力奠定了充分的道德依据。吴宇森的影片主人公经常是那些真实社会生活中被否定的角色,但在电影世界中,他们却成了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的英雄。他在影片中塑造的人物都是重情义、守信义、讲道义的伦理英雄。从这种意义上看,支撑吴宇森暴力美学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而普通观众基于自己从属的社会地位,也更加容易认同这些人物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除了令人炫目的动作场面,吴宇森十分注重父子之情、兄弟之情、患难之情等等同性之间的生死情义。
从西方的代表影片来看,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是一种浪漫的、黑色的、幽默的暴力,即一种无评判、无反讽、无反思的暴力或暴力游戏。在《低俗小说》里,暴力无目的,许多暴力场面竟成了笑话段子:杀手在杀人前非要跟被杀者争论哪家的汉堡包好吃,每次杀人前他都要读一段圣经;女出租车司机缠着布奇,非让他谈杀人的感觉。
东方的暴力美学根基,在昆汀的暴力片中是完全看不到的。昆汀极力规避暴力所负载的社会道德、人性伦理,他从来都不想通过暴力的呈现做任何价值的评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超然与冷静。他始终抱着有别于坚持现实思考和社会评判的游戏心态,将暴力变成电影中的娱乐元素。然而,绝对非现实的东西反而能表达现实本身,透过荒谬来表达的现实既含蓄又深刻。这就是昆廷式的黑色幽默,他让一些原本恐怖、血腥甚至肮脏的事情变得很滑稽很可笑。
三、暴力美学的负面影响
现在大部分的暴力电影大都注重商业利润,电影的制作也越来越适应观众的感官需要,这些电影关注的是宣泄方式,缺少真正能引人思考的东西。因而,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浮出水面:这样的电影究竟会不会导致观影者的道德水平下降,产生暴力倾向,从而引起社会上犯罪的增多?
电影中暴力的场面虽然血腥、恐怖,有时甚至使人作呕,但它却真正的从感官上刺激了观众。其次,暴力场面重现了真实的场景,一些暴力镜头被美化,使观众在身临其境的同时又可以接受。一些观众在观看影片获得精神上的解脱的同时,通过想象中的角色易位,实现现实中不可能的梦想,在虚拟中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意志力薄弱的人很容易去模仿电影中的暴力场景,把侵略的欲求释放,增加了社会不安分的因素。
暴力美学会给人的道德水平造成影响的,哪怕表现出来的极端例子并不那么多。既然已经承认暴力美学会迎合人性底层的恶,这种恶就可能被激发出来。对于上述的两类暴力美学影片,这都是适用的。如昆汀者自不必说,杀人如同吃饭,人性得不到任何的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可以被他人的主观意愿任意劫掠;另一种也不能好到哪去,英雄把一群喽罗逐个干掉的时候,我们除了为英雄欢呼庆幸,何曾有一点想过喽罗们的性命,何曾感觉过那也是死亡?英雄的光环是如此耀眼以至于黯淡了周围其他人的生命价值,他人的生命只是道具,当英雄为了一些正义的目的拼杀时,这些生命就只能是铺垫。暴力有了道德归依的时候,就为模仿者创造了一个仿佛心安理得的平台。用美的形式表现暴力,这就弱化观众对其的排斥。
这种差异是基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香港电影的暴力美学建构在伦理美学之上,尽管电影里面充满了暴力的场面,但是影片通常是以动作场面和情节来取胜,而不是尸骨和鲜血。暴力因而通常会演变成为一种悲悯的英雄情节。在影片中看到杀人的场景,观众除了得到简单的暴力情绪宣泄,同时也感觉到悲剧性的情绪和悲天悯人的精神主题。电影叙事集中在道德层面上,并且始终贯穿着中国儒家精神与侠义精神。这种伦理精神在电影中已经成为一种有效地控制观众的叙事逻辑:杀手单刀赴会是因为需要金钱去医治姑娘的眼睛(《喋血双雄》);转身回去是为了救身陷困境的兄弟(《英雄本色》)。这些身份相异的主人公,总是把保护和拯救他人生命为使命,为其使用暴力奠定了充分的道德依据。吴宇森的影片主人公经常是那些真实社会生活中被否定的角色,但在电影世界中,他们却成了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的英雄。他在影片中塑造的人物都是重情义、守信义、讲道义的伦理英雄。从这种意义上看,支撑吴宇森暴力美学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而普通观众基于自己从属的社会地位,也更加容易认同这些人物所采取的暴力行为。除了令人炫目的动作场面,吴宇森十分注重父子之情、兄弟之情、患难之情等等同性之间的生死情义。
从西方的代表影片来看,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是一种浪漫的、黑色的、幽默的暴力,即一种无评判、无反讽、无反思的暴力或暴力游戏。在《低俗小说》里,暴力无目的,许多暴力场面竟成了笑话段子:杀手在杀人前非要跟被杀者争论哪家的汉堡包好吃,每次杀人前他都要读一段圣经;女出租车司机缠着布奇,非让他谈杀人的感觉。
东方的暴力美学根基,在昆汀的暴力片中是完全看不到的。昆汀极力规避暴力所负载的社会道德、人性伦理,他从来都不想通过暴力的呈现做任何价值的评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超然与冷静。他始终抱着有别于坚持现实思考和社会评判的游戏心态,将暴力变成电影中的娱乐元素。然而,绝对非现实的东西反而能表达现实本身,透过荒谬来表达的现实既含蓄又深刻。这就是昆廷式的黑色幽默,他让一些原本恐怖、血腥甚至肮脏的事情变得很滑稽很可笑。
四、对待波暴力美学的态度
暴力美学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它通过对暴力内容的“形式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它的注意力在于发掘人的内心当中深层的欲望,即对暴力、攻击欲的崇尚,同时也有对血腥、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电影作品中,艺术作品并未被赋予教化的任务,作品本身也没有表示出道德的评判,而是将道德评判的责任加到观众头上了。至于它与现实的关系,是否此类作品多了,暴力犯罪就上升,我没有看到严肃、科学的统计和研究来证明这两者之间的直接或者间接联系。
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一点暴力看不得,对人类的天性中的“恶”一无所知,那我们的教育一定出了问题。
过去我们只强调真善美统一的美学观念,而实际上,真善美经常不重合。纳粹的制服、举手礼以及阅兵大游行都很美,对愤怒的青年是高效强心剂,对内心有失败感、屈辱感的民众是极具凝聚力的热烈口号。但它这种美表现和煽起的是邪恶的激情和过敏的反应,指导着这种人群或者胁迫着整个民族用武力去实现国家主义的自尊满足。
而对暴力以美的形式进行体现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并没有叙事上的权威性,武打动作、刀来剑去、杀戮枪战,都可以“形式化”地展示出来,给人纯粹的审美上的满足;它的内在审美态度是一种“游戏”的审美态度。在把艺术活动当教科书的文化氛围内,暴力美学就不容易成长。
面对暴力美学,我认为它内在的艺术观念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美学态度:绝对的自由带来艰难的、重大的选择责任。艺术品只管感动观众,观众出钱寻求刺激,那就要提供刺激,至于看完电影干什么,要我们自己决定。
参考文献:
[1] 许文郁. 欲望的仪式———性与电影的审美快感[ J ]. 文艺
[2] 郝 建. 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
[3] 贾磊磊. 中国武侠电影史[M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 赵 勇. 性与暴力:从狂欢到娱乐———论西方影视的大众文化特征[ J ]. 当代电影, 20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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