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音译词的消极作用

音译词的消极作用也有两个方面：一是音译词本身并不能反映源语文化的特质;二是音译词降低了译文的可读性。正是这两者的存在，才限制了音译词在译文中的大量使用。

1.源语文化的缺失

很多人因为音译词的拼写和读音不同于目标语言，就认为它具有“异国情调”。这是一种误解。

这里有一个英译汉的例子。傅东华翻译的《飘》(Gonewiththewind)，因其音译名太汉化、失了“洋味”而广受批评。如男主人公RhettButler的汉名译为“白瑞德”，许多人都觉得失去了英语的味道，不如后来译成的“瑞德·巴特勒”。事实上，“瑞德·巴特勒”较“白瑞德”而言，只起到了陌生化的作用，却不能体现英语和英语文化的特点。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音译词只是一个“陌生化”的空壳，它告诉读者，它与目标语言与文化不同，却不能说明不同之处在哪里。若没有解释或注释等补偿措施，它的作用十分有限。

以汉语人名的英译为例。英语名字的命名是一个封闭系统，人们总是沿用前人的名字，不会有太多创新，以至于世界上有数不清的Bill和Mary。因此英语名字以指称意义为主，用音译也能体现其指称或纪念意义。汉语人名则不同，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名字既可以纪念先人，也可以纪念事件，还可以表达志向或祝愿。基本上所有的字都可以用来命名，音译不足以表达这么多复杂含义。

铁凝小说《哦，香雪》的主人公香雪的名字就体现了取名人的意愿：希望她“象白雪一样纯洁，还要有怡人的芬芳”。音译词“Xiangxue”无法体现出这种意愿，所以译者将它译为“FragrantSnow”。这样至少可以让英语读者明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个名字包含了取名人对这个女孩子怎样的期望。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也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说“RedJade”，她的原名应该是“红玉”。

在体现民族思维、民族文化这一点上，音译远逊于意译。

2.可读性降低

大量音译词的存在，增加了理解译文的难度;同时伴随音译词而来的解释或注释时时插入文中，又影响了译文的流畅性，不免让普通读者失去耐心。这样，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便会边缘化。例如张培基先生翻译茅盾的文章《白杨礼赞》时，将其中的“麦浪”处理为“mailangmeaning“ripplingwheat”又将郁达夫《故都的秋》里的一句话“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中的“秋士”译成“Qiushi(antumn scholar，meaninganagedscholargrievingoverfrustrationsinhislife).。这两处的音译显得没有必要，汉译英文本中音译词的作用而且这种解释型的句子让译文句式僵化。

埃文·佐哈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外来文本的形式太极端或太陌生，那么译文就有无法融入接收(目标)文化的危险。”

很明显，过多的或是不恰当的音译词会让译文过于陌生，从而无法进入目标文化系统的主流位置。相对而言，译文被接受的要求比它保留源语文化的要求更基本，更重要。“可读性”是任何文本获得大量读者的前提，而音译词在很多时候恰恰会破坏译文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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