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话语表征的意指实践

信息时代的话语功能，游走于开放的意义网络之中，播散、拆解和重构着意义，但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文化的盛行和伦理规则的必然缺失。首先，媒介话语的描述性或叙事性，决定了其客体化的特征。人类的意识、思想是由词语这一媒介表达出来的，词语被看成客体对象，被看成物，人们用它来编排特定的形式，以传递和交流信息，这种信息在通过媒介传递、交流之前便已存在。现代传播学坚信，媒介话语能够真实、客观地呈现生活中已发生的事物、事件的面貌;即使是技术论者，也是将媒介传播形式的发展，看作社会“内容”多样化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词语、命题、思想和图像都是表征，同时，表征的运行机制不是随意创造的，它根源于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如X代表Y)。这使得，所有的媒介话语的表征，皆为人类生活的实践方式，通过“实践”中介，受众重新观看或体验到自身和其他人群的生存境遇及生命的意义。譬如，我们居住在世界的东方，所见所闻有限，却对遥远的西方并不陌生，因为媒介话语的意指实践引领我们了解、把握另一端的生活状况，并适时地表明个体或集团的立场和关切。

不过，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活动，显然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世界的临摹和陈述。媒介话语的符号性使描述手段带有主观的、抽象化的特征。如果说18世纪以来，媒介观念仅仅隶属描述我们传播工具的事物，那么到了20世纪，报刊、出版和广播、电视等主导媒体的崛起和繁荣，广告业的日趋发达，媒介或传媒则“成了关于一般传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术语”，甚而派生出指“某种怀有另外的显然主要是实用性目的的组织或机构”。[4]不论哪种用法，媒介都是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媒介话语的纯粹的传递信息的功能被质疑、诘问着。

媒介话语逐渐由中介性的传播物质实体的观念，蜕变为心灵塑造后的符号文本。它既受制于制度、经济、惯习等历史性因素，还依赖特定语境下受众的“情感结构”。抱持娱乐休闲心态的电视观众很少反对电视媒介中的神话剧的非历史性和虚构性陈述;明星代言的广告与产品质量亦并无一致性，媒介话语只是利用符号的象征意味“添加”实物的消费价值。

其次，媒介话语的表征实践，还在于其建构性。今天的话语理论之所以渗透到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个系统，就是基于它提供了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像报纸话语、广告话语、医疗话语等类别相异，但都是不同环境下象征性的使用方式而已。从整体意义上看，“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5]。媒介话语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建构诸如权利、文化、审美及价值观等各种至关重要的观念和实体，同时还互相串联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像新闻话语，常常为我们描述周边或远处人们说过或做过的有价值的东西，通过报道、重叙，让我们对事件的过程获得认识或者价值上的判断，当重复性的话语经常被谈论后，社会的主导理念会得以形成;时尚话语的带有预知性的陈述、诱导方式，也往往能建构起某一阶段的风尚、潮流。

对于大众而言，媒介话语的建构模式，并非总是有意识的运用和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媒介话语的结构能力经常在“自然化”的状态下完成，尤其在媒介形式日益膨胀、且充斥了人类生存空间的情势中更是如此。这种自然化的表征实践，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客观性理念得以确立，其文本或影像成为揭示世界的普遍、有效工具，目的是促成共同体成员间的意义、价值观的共享，抵达集体性的文化认同。所以，正如卡瓦拉罗直言的，“表征是维护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手段：世界观要通过文化形成，并通过文化使自身合法化，进而约束它的接受者”。[6]很显然，作为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媒介话语并非如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的，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共享的财产，所有人都有机会自由地参与到公共财富的利用中来;而是有意识地对媒介讯息再度编码的结果。巴特曾分析过媒介传播意义的两个层次：第一是明确的外延意义，如格拉斯哥媒介组对1970年代工人罢工媒介表征的分析时，描述的诸如谁接受媒体采访、都说了些什么以及是谁说的等问题;第二是有赖于文化联想的隐含的内涵意义，如格拉斯哥媒介组在联系劳方时特别强调了“威胁、需求”等词语的意识形态倾向。这说明符号的所指可以将各种意义附加给具有外延意义的主体，具备构建讯息意义的各种主导意义的能力。[7]世界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修辞学的问题。

作为符号和象征体系的话语，常常建立在某种隐喻或转喻之上，这种技巧、方法不但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令意义生色，还置换和塑造了意义。可以说，“修辞以各种形式栖居于语言之中，当语言建构现实的时候，如果没有修辞，可能也就没有我们可说或可写的现实了”[8]。大众媒介话语表征中的修辞实践，是联系人与世界、解析差异政治的能动形式，它不止徘徊本期推荐6古典修辞学出于交际目的语言文字形式的雕饰、说服层次，更是现代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具有弥散性的掩饰和转换手段，指涉言语之外的一切生活里的规范形式，参与着意义世界的再生产。

因为语言是为了识别或赋予人类经验以意义而被建构的，语言里被交流的知识和信息很大程度上属于语言自身制造物;故而，依靠语言符号手段的人类的传播、交流及交往行为活动，“构成‘真实’的东西不仅只是通过理性行为而形成其结构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被大众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也是通过非理性行为产生的”[9];这使得媒介话语自始至终都与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及时代氛围联系在一起的，并在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张力关系中，成为整个社会关系形成机制的一个缩影。传播媒介的表征实践，恰恰利用修辞与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交融性的事实，有效地规制了话语使用的策略和效果，进入与越来越多的受众发生对话、弥合冲突、达至认同的流程。

三、媒介话语表征的功能转换

媒介话语同社会机制的关联，尤其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缠绕，使得媒介文本、传播过程，都包含着或隐或显的权力逻辑。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反思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时，曾以“文化工业”概括精神生产产品对社会秩序的构造和维持功能。当启蒙运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并摧毁了宗教神权的统治地位，其制度安排的矛盾与困扰也引发了对自身价值逻辑的反抗势力，因为自由作为普适性的观念逐渐成为有产阶级的符号，在奉行“丛林法则”的环境里，平等主义话语更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相反，传播媒介所负载的资讯流通使命，在商业化的机械复制过程中，不仅消弭了一般受众对未来社会愿景的“想象力”，还在对金钱、权力的依附中，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媒介话语的叙述逻辑走向单一，媒介衍化为经济利益的附属品，话语的表征功能因媒介生产权力主体的固化，使先前差异性的文化特质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