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与解读政府为推进就业而制定的相关措施和制度。例如，《文汇报》刊登的《让大学生“零成本”创业》、《申城将推就业托底援助计划 承诺困难毕业生不挑不拣都能实现就业》，报道政府将出台新政策帮助大学生创业以期解决就业问题;随后介绍“上海再次降低创业者门槛，大学生无需提供户籍证明就可办理企业注册登记”、“西安大学生在沪创办零首付企业”的经验。这些报道不仅达到了对政府推进就业政策的宣传目的，同时也可以起到稳定求职者心理的作用。同样，《经济日报》刊发《促就业，今年我们更有信心》评论，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充满信心，如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资金促就业，首先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放到了突出位置;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确保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取消各个城市对大学生落户的限制、加强了毕业大学生的专业培训、大学生创业贷款扶持等)。《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刊发《大学生就业呼唤“治本之策”》(2009年2月3日)，为当前大学生就业指出“治本之策”。文章从我国的城乡分割、东西差距、户籍制度、保障差异、大学生的成本投入等角度，反思了大学生改变“身份”的就业期望，呼吁各级政府要拓展就业空间(改变就业观念、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完善制度，让大学生就业更少承受社会转型之痛。

关注高校应对就业难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文汇报》刊登《工程大怎样为学生铺平就业路》的消息，介绍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通过紧盯市场需求设置专业与培养人才、多方推销人才、校企结合增强学生实践等，解决就业的深层次问题。《南方周末》于3月19日推出《艰难时世：大学毕业生的“生死抉择”》，报道“一喜一忧”的故事：河北女大学毕业生刘伟自杀;义乌职业学院“超级毕业生”在淘宝网开店致富。《南方人物周刊》也在2009年第15期封面专题“女大学生之死”中，介绍“危机中的美国大学生”。媒体在比较中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提供借鉴。

⒊批驳错误论调，客观报道与舆论引导并举

在公众议程、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互动的“媒介化社会”中，传媒以期社会公信力与责任感影响了社会舆论。

大学生就业难的报道失范，必然影响社会对“读书”或求学的实用价值的质疑，从而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泛滥。早在2006年1月12日，《大连晚报》以《北大学子待业在家穿糖葫芦》为题，报道了北大医学部毕业生武小锋毕业半年多没找到工作，在家里帮父母穿糖葫芦卖。该报道迅速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并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针对“读书无用论”论调，《大连晚报》及时发表了题为《读北大无用论是对武小锋的误读》的言论，起到了正面引导和示范作用，倡导科教兴国战略。

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报道要有全局观念与整体观念，从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一段时间以来，“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似乎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很多原因，如结构失衡导致的专业人才不配套，人才供需结构和就业观念问题，热门专业盲目扩招导致人才过剩以及个人的综合素质等。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人生起点，媒体应鼓励大学生改变“一考定终身”的陈旧择业观，应该大力提倡“行行建功、处处立业”的择业观，起到有效引导舆论的积极作用。

同时，关注金融危机中企业的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媒体应兼顾客观报道与舆论引导，做到监督与扶持企业并举。《文汇报》2月12日刊登的两则新闻：《五成受访企业认为 沪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一般”》与《危机下逆向思维：招工加薪 专家建议：经济不景气时企业更应采取积极手段》。前者引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的调查数据说明上海企业九成以上能够履行社会责任，后者报道中加电炉有限公司的招工和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的加薪，为困境中的企业提供了新思路。

⒋传播就业信息，为大学生求职与创业提供信息支撑与精神动力

媒体要积极传播就业信息，为求职者提供求职信息服务。《广州日报》联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信息时报》、大洋网和求职广场网，为招聘单位和求职大学生提供免费平台，发布招聘和求职信息。尽管都市类媒体也刊登各地招聘会信息、专访成功就业的学生、介绍面试技巧等等，但更多的是宏观的政策解读，服务类信息亟待加强。比如，针对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基层就业，媒体既要宣传、解读国家政策，也应将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和基层生活的艰苦，告诉那些没有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的年轻学生，让他们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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