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在教育实践中，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实现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老对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为了符合新中国建设人才“又红又专”的标准，吴老明确指出，青年学生一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爱业务”;二要“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红”与“专”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每一个在学习的大学生，都要全面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所以，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应提倡又红又专，两者不能偏废”。正如他在1953年应《中学生》杂志约请写给中学生们的信中所说：“在学习上要注意全面发展，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身体健康的人。”他还进一步批判了两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政治学习可以代替业务学习”的观点和“单纯业务观点”，强调“既要重视必要的政治学习，又要重视业务学习。”吴老告诫青年学生，“只是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是错误的;自以为政治水平高而在学习上马马虎虎也是错误的。”这反映了吴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又不单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智育、体育等几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吴老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学说的深刻领悟和正确落实，对于纠正当前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贯彻不力、实效较低的偏向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其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要把青少年教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新思想、新品德的一代新人，就必须从多方面人手，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纵观吴老长期的教育实践，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最科学的理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变成为物质的力量。”吴老坚信这一点，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首位，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正如他在1954年《在高等财经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我们财经院校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上个世纪20年代在他任成都高师校长时，就专门聘请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恽代英给全校师生讲阶级斗争理论，宣讲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吴老自己亲自给学生讲《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势力》，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师生。1948年，吴老《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首先，华北大学要学些什么?最主要的是马思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思想。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他强调：“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在具体办学实践中，如他执掌华北大学时，强调华北大学的所有学生，首先要经过第一部——政治训练速成班的学习，然后才转入第二部、第三部继续学习或走向工作岗位。政治训练速成班所开设的课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吴老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时，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为所有学生、研究生必修的科目。这些政治理论课程本科占百分之二十、专科占百分三十。吴老说：“事实证明这种比例是适当的。”可见，吴老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教育实践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第二，政治教育。吴老的政治教育思想，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紧密相联的。事实上，他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方向。作为无产阶级教育家，吴老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借陶先生之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办教育的人，往往把教育与政治分开，甚至不过问政治。陶先生认为教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因此，学校教育不能不过问政治，而是要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正如吴老在谈到又红又专的关系时所分析的：“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教育不限于政治理论的教育，在吴老看来，时事政策教育也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时事政策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尤其是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它们不但和我们的利害有关，而且也使我们的学识日加丰富。埘通过时事政策的学习，能够开阔青年的眼界，提高青年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所以，吴老主张要经常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教育。

第三，理想教育。吴老一辈子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是青年的导师和引路人。他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理想前途教育。因为“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吴老期望青年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确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念，并且殷切希望青年学生把个人理想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他在给中学生们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实际上已经怀有远大的理想。例如许多人准备将来做优秀的工程师、地质勘察家、农业工作者、飞行员、医生、教师等等，都愿从事一种为人民谋幸福的职业，……你们朝着伟大目标前进的理想，将是使你们勇敢地走向生活中去的鼓舞力量。这种理想是一种好品质……祖国十分需要你们有这种理想。”吴老不仅要求每一个青年都应该有理想、有抱负，树立远大志向，并且应始终不渝地为之奋斗。如果“一个人如果庸庸碌碌，没有志气。那么这个人事业上就不会有什么成就，不会有大的出息。”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加之思想政治工作又相对薄弱，使一些人目光短浅，胸无大志;或者只考虑个人理想、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忽视社会的需要。所以当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想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吴老关于理想教育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第四，劳动教育。吴老作为无产阶级教育家。十分强调劳动教育。他曾明确指出：“劳动教育应该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人民教育与剥削阶级所垄断的旧教育的根本区别之一。”[113他批判了阶级社会中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起来的错误做法，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都是谬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是“光荣的事业、荣耀的事情”，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参加劳动。因此，吴老认为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应贯穿全部教育过程中，以此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点。明确劳动的伟大意义，形成热爱劳动的品质。同时也要进行必要的生产劳动的知识教育，并积极引导学生适当地参加社会劳动，主要是日常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公益劳动。吴老在强调劳动教育的同时也告诫我们“学生的基本的劳动活动就是学习”，不能喧宾夺主。“文革”中歪曲劳动教育的真实涵义大搞“学工、学农”，荒废了一代人，教训十分深刻。今天，在“应试教育”的挤压下，劳动教育被忽视。致使学生普遍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和必备的生活自理能力。重温吴老的劳动教育思想，使学生“既热爱劳动又善于劳动”，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五，共产主义品德和世界观的教育。吴老尤其重视青年的思想品德修养。他一向认为：“人们在青年时候的思想政治修养，对于一生的生活行动都将有重大影响。” “我们要爱护青年，便必须培养他们的民族气节和为真理为学术而奋斗的精神” “要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早在1941年9月，吴老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延安大学的教学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注意养成学生的伟大品格”。“延安大学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1948年8月，他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大学就是要培养革命建设的人才，更要吸收蒋介石统治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培养他们成为新中国各方面的革命与建设的干部。这个革命时代需要成千上万甚至成百万的干部人才。只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人生宇宙观、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就很快地会接受新的思想和方法，成为新的人才。”1950年1O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同样强调指出：人民大学“要培养精通先进科学与技术，为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知识和毛泽东思想所武装。与各种具体业务相结合，并决心保卫人民民主主义祖国，忠诚于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将来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干部”。

在1964年《新年话家常》一文中，吴老非常精辟地论述了加强青年世界观和品德教育重要性的原因。他说：“今天国际国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还存在着。这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企图磨灭青年的革命意志。扼杀青年的革命理想，败坏青年的道德品质。同时，青年人又具有本身的弱点，他们比较幼稚，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辨别方向的能力比较差。因此，他们如果不加警惕，就有比较容易在不知不觉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受骗上当，误人歧途。再加上今天的青年，多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没有看到旧社会的黑暗，没有尝到阶级剥削的痛苦。现在又过着比较安宁舒适的生活。这就容易使青年滋长害怕艰苦和贪图安逸的情绪，因而缺乏强烈的革命要求。这也在客观上给了阶级敌人可乘之机。”

第六，宪法与纪律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开展了法治建设。法制教育也提到了重要地位。事实上。吴老对此早有论述。他说：“青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宪法教育对于青年有着重大的意义。”要使广大青年了解宪法，热爱祖国，积极准备成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建设者和保卫者。吴老建议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中。应适当地采用苏联宪法教育的经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容的课程列为共同必修的政治课程，以便进行系统的教育。如果吴老的宪法教育思想在很早以前就加以贯彻实施，“文革”那样严重的内乱或许可以幸免。历史的悲剧昭示我们，今后应按吴老的思想，把法制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正规课程中，增强青年学生的法律意识。因为。一个法治的社会才会是更和谐的社会。

纪律是保证。加强对学生的纪律教育，养成学生良好的纪律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他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就着手整顿学校秩序和校风。严禁学生无故旷课等，很快扭转了学校散漫的风气。经过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他们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风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1950年3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学生大会上强调：“学校秩序与制度的建立。对保障同学们学习.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正像我们在工厂、在部队、在机关里一样，没有秩序和制度.工作是搞不好的。我们学校也是一样。”因此。人民大学“不允许有任何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发生.哪怕是少数人。因为少数人是会妨碍大多数人的”。他希望大学生们要“根据学校规定按时上课.按时作息”。这些年，一些学生。特别是高等院校的一些学生.旷课、缺课现象严重，没有纪律性.根本原因就是放松了纪律教育。严格校风校纪。优化育人环境。对于培养合格的人才至关重要。可见。吴老对学生严格的纪律要求，在今天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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