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党内某些领导同志批评毛泽东的赣东发展路线与党的组织观念具有严重的倾向错误，针对这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尽管毛泽东据理力争，但仍无力扭转党内多数派的意见。在这紧要关头，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义正言辞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但他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当时中共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面对如此形势王稼祥无力扭转乾坤。在同周恩来同志等人送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后，王稼祥对毛泽东为了全国全党大局的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大为感动。

1932年12月—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开展了第四次“围剿”行动。长期的战争实践经验使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坚决抵制攻打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的作战方法，先后发出9份电报阐述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在得知敌情变化后果断改变原有军事计划，利用有效兵力在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周边地区秘密集结伺机行动，正是这一布置保证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王稼祥也在此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受伤最重的一位。负伤后的王稼祥即被送到了瑞金红军总医院，在那里与在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的接触日渐增多，对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瑞金的接触成为王稼祥思想立场彻底变化的重要转折点。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决策致使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王稼祥也在担架上开始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中毛、王二人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详细对比，最终得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的不利军事指挥。王稼祥说:“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然有丰富的军事理论，但对目前国内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后尽瞎指挥。”与此同时，针对博古和李德提出同贺龙会师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去和贺龙会师，我们重走一条路———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到黔北一带开辟新战场。”毛的这一建议得到王稼祥的极大认可，又去找红军中的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最终得到张闻天、聂荣臻等人的赞成。1935年1月7日，红军在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并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

这种矛盾的态度使王稼祥陷入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中，直至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省宁都小源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同志的阵营中。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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