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群众历史观的确立及实践中的得与失论文

[摘 要] 毛泽东群众史观的确立在其革命生涯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为他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他试图依靠群众运动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设想却遭到了失败，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群众史观;党群关系;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1-0010-04

毛泽东群众史观的确立，在其革命生涯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这使他较早地认识到组织起来的民众的力量将无往而不胜，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个重要问题。通过对农民运动的考察，他进一步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里，农民的人数正是他们的政治潜力所在。一旦被动员起来，“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辛亥革命由于没有这样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这一独到性的发现使毛泽东比其他人更容易摆脱“城市中心论”，在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决然地带领队伍走向农村，逐步解决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毛泽东更加坚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便是“革命阶级本身”[3]，所以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来建设一个新中国，群众史观的思维方式成了毛泽东一生的政治思维定势。

一、从英雄史观到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最初树立的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毛泽东开始认识到群众中所蕴含的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呼吁民众的大联合，社会历史观发生初步转变。

1.圣贤救世的英雄史观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毛泽东群众历史观的确立及实践中的得与失论文，尚在上学的毛泽东目睹这一切，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且认为可以通过“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4]的途径以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那么谁是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大气量之人呢?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当权者既“无内省之明”又“无外观之识”。[5]放眼体制外，中国的资产阶级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根本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有为似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6]而中国工农阶级当时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潜在力量，在毛泽东眼里还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群体。“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7]

最终毛泽东将力挽狂澜的历史重任寄托于个别英雄圣贤，认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8]。他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个层次，“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9]，希望通过圣贤感化芸芸众生达到改造国家社会的目的。后来他又把人分为小人、君子两个层次。然而，无论哪一种划分方法，都是把英雄人物摆在了救世主的位置，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

毛泽东英雄史观的形成，当然与他尚处于学生时代没有走出思辨领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感叹。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也曾“倡言超人哲学，鼓吹英雄主义”[10]。可见，把中国的希望寄予少数非凡人物，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心态。

2.呼吁民众的大联合——社会历史观的初步转变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世纪论文网代发中心(www.21cnlunwen.com)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圣贤救世的社会心态在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中开始动摇。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力的社会力……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每周评论》第18期《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说：“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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