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真正使毛泽东激动起来的仍然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上的丑恶表演，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也一扫从前的泛泛之论，开始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政治批判。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写的宣言、短评、启示计有26篇之多，其中10余篇评论是直刺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只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只有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1917年8月23日到黎锦熙信中，毛泽东深感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怀，且“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接着笔锋一转，“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如果说毛泽东此时仅仅表达了对东、西方进行双重改造的思想，那么到了1920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得极为冷静和沉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已不是简单谈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切实地进行“双重”改造了。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视野，既克服了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又克服了崇洋媚外的殖民地心理，达到一种理性上的成熟。它已冲出了近代以来或“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两难思路，而是企图从根本上熔东、西方于一炉，寻求出一种新的社会出路。

正是这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毛泽东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彻底些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毛泽东之所以将俄罗斯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政治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俄罗斯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下去，毛泽东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极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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