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理想和追求。在他经历了“三起三落”后的第三次复出时，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明确坦言自己不是做官，而是为人民做事的。他为人民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通过改革开放逐步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党内一些党员公仆意识淡薄、忽视人民利益、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邓小平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要“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6]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最终使邓小平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发展和创新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但总的来看，如邓小平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清楚，才导致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屡遭挫折，历经坎坷。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显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人民观。邓小平就是在探讨和明晰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观。

(一)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划分“人民”的标准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看法也不同

1、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差异使两位领袖有了不同的“人民”标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因此，要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不容否认，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反复。在中国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是正确的，由此决定了他对敌我矛盾的认识是正确的，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但在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后期，尤其是在党的“八大”以后，随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毛泽东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7]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赋予了“人民”以独特的内容，从而明确了人民的划分标准。他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8]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的范围进行界定之时，也伴随着对“敌人”范围的界定，这恰恰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反映。从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以及特定的“人民”内容出发，虽然毛泽东历来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却在依靠什么样的人民群众上出了问题，毛泽东的这一失误比较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认识不足，使得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甚至将知识分子排除在“人民群众”这一范围之外。同时，由于毛泽东十分自信自己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他把党内一切持不同政见的人都视为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者，并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人民内部的大混乱，严重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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