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促进社会心理的变更。在共和政治的倡导下，民权弥张，民意弥达，于是平等自由之风起矣。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更新，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日常行为模式，由新行为所代替。革命革除了缠足恶习，天足在民国元年以后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改变了称谓，以官职、先生和君替代了老爷、大人之称，其时代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并且，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服”来代替长袍马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辛亥革命不仅改革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称谓、礼节等社会习尚。

3、推动社会启蒙的深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观念和意识转变的闸门。马克思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 [3]中华民国建立后，人民对种种事物均冠以“新”字，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等，促进了实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实业的发展、近代产业工人的增加、新式教育的提倡与实行，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更和社会启蒙的深化。

4、确立新的“合法性模式”。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概念。辛亥革命前，中国行的是神权政治。革命后，除了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祭过天，国家元首已经取消了这种活动，中国政治已基本上脱离了神权政治的影响。[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这么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主权在民的权利合法性原则在此被肯定。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辛亥革命导致了强权和军阀统治，从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性与军事强权合法性结合的企图，但是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短暂统治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任何合法性如不能与现代化的政治相结合，其统治也不可能比较长久地发挥有效作用。

三、结束语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在政治上不但革了封建王朝的命，而且还为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民主思想的传播，人权概念的普及，临时约法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以及新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新希望都为民初政治参与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追求西方的民主参政制度，人们在政治参与的实践当中进行了努力的模仿，并且有所创新。政治参与的扩大正是人们实践创新的结果，标志着人们从惟命是从的百姓到勇于争取自己应有权利的公民的转变。但是，政治民主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历史的惯性决定了在这个过程中时不时的会伴随着民主化的回潮。因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标准之一的政治参与也必然在民初这个看似参与扩大的背后孕育着回潮的趋势。

以上是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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