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马克思处于极度苦恼困惑之时，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如一股清泉注入马克思混沌的思维，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理论指针。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用异化的观点来批判宗教神学，创立人本主义异化理论，把人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领域拉回到现实的自然基础之上，把人的本质从上帝和神拉回到人自身。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他认为宗教异化给人间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而消除社会灾难的根本办法就是扬弃宗教异化。人只要能克服宗教意识，就能获得社会幸福。费尔巴哈的这种学说，强调了现实的、有形体的人的概念在社会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的主体意义，这就启发人们把对人的命运问题的探讨仅仅围绕现实的人本身来进行，而不能求助于神秘的思辨，也不能抽象的逻辑，或者求助于绝对理性。这样，“人的命运就直接的成为以活生生的人本身为探讨对象的问题”，为处于极度困惑中的马克思提供了批判的根据。

费尔巴哈虽然揭示了当时社会中人的命运的一个重要事实——宗教对人的束缚和奴役的不合理性，但是他仅仅止步于宗教批判，并不懂得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现实的人类本身的异化，因此他就更不会懂得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马克思不满足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认为费尔巴哈过多的关注自然和人而较少的关注社会，因而他尖锐指出不是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将普鲁士专制制度最为其批判的直接对象。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挥，认识到一切异化的源头都是现实的异化，并找到了无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因此，马克思开始了他对市民社会和现实经济的研究，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劳动异化理论做了系统论述，共产主义思想初步形成。这成为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开始。

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虽然使马克思脱离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是，一开始马克思就处于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角度。费尔巴哈仅仅把克服宗教异化当作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这样现实的异化消除后，现实生活却未改变。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是把对象当作感性而不是当作感性活动来理解。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这种直观把握对象的直接结果只能把社会中的人当作个体来理解，而无法达到对社会整体的把握，更无法达到对社会客观运动过程的理解，人类历史在他那里只能是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就始终秉承着他的现实主义态度，正是这种对现实强烈关注的精神使他在理论立足点和归宿点上都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试析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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