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主要的东西和根本的理论基础。据吴黎平回忆，1932年12月，一次毛泽东问吴黎平，“马列主义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接着说：“顶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你们大概都学过辩证唯物主义，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了解情况。党员立场要稳，方法要对，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就给了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后来有一次，毛泽东又对吴黎平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问题。”毛泽东1959年同智利阿图罗·马特·阿里山德里谈话中说：“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党的理论基础”。他在谈话中还指出：马克思把唯心主义辩证法和以前的唯物主义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马列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13]      毛泽东总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提到极其突出的重要地位，他特别关注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研究与探索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问题。他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4]他多次指出：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而片面性是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特点。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生活的全貌，所以他们就没有唯物辩证法。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发愤读书，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他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认真阅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最重要部分以及苏联三十年代哲学论战正统中心的代表人物所写的哲学论著，系统地形成他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中国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一整套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强调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提出“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5]他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针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矛盾，提出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要走自己的路，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著，第一次系统明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学说。这是毛泽东独创性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贯穿着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探索。他在读书谈话和批注中，深刻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革命与建设的辩证关系、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自发与自觉性的辩证关系、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的辩证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辩证关系、干部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并批评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试图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还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缺点是缺少辩证法，批评赫鲁晓夫的致命的理论错误是抛弃辩证法。他说：“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16]他还说：“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17]缺少辩证法就会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抛弃辩证法就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葬送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根源。毛泽东还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8]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花了40多年功夫写出了《资本论》巨著，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写好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必须借助于唯物辩证法的武器。?     毛泽东不仅把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应用它去同国内外、党内外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而且还运用它来改造和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如“实事求是”，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毛泽东把它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用来解释我们党的科学态度、作风、方法，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这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改造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范。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武装全党，反复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止一次地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习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19]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20]他还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21]“一个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22]1964年12月31日，他在一个谈话记录稿中尖锐地指出：“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23]毛泽东强调，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本源、精髓和根本理论基础。196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这些哲学论文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通晓毛主席这些哲学论文，对我们的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毛泽东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历史经验表明，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完全理解毛泽东，也不可能科学地看待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的失误。

总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认识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般理论，它概括了生物学、地质学、天体物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一系列学科建立起来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特殊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毫无疑义，它的基本内容包含着研究自然界的辩证唯物自然观，研究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思维领域的辩证唯物认识论、真理观，是最完备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新型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大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实现了唯物史观的伟大变革，把唯心主义从历史观的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精髓、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创立，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诺曼·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中写道：辩证法“是马克思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美学家。马克思涉猎了如此众多的学科，这是他的理论事业的内在要求，因为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他要向资产阶级观念的前提挑战，这就使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不同领域展开论述，而使他在这些不同学科的探索中保持井然一致的统一概念和中心观点就是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作为他自己世界观的轴心，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Marxism)。他的体系的其他方面，例如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有过错误，也得到了修正，但这些都不是他事业的中心。辩证法则为他的整个理论大厦提供了平衡和统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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