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里，如何将新闻出版业与法制、政策相结合

对于新闻出版业，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法制基础，因为新闻出版行业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起码的法制平台，但这远远不够，还只是一个起码的高度，离市场经济和新闻出版内在规律的要求还存在距离和问题，由法制到法治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尤其重视出版的立法工作。他说：“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他强调要依法管理新闻出版工作，依法整顿书刊市场，依法查处非法出版活动和查禁黄色淫秽书刊。他在1980年指出：“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需要法律意识的提升，只有建立、健全出版业运作的法律体系，才能有效地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利益主体的行为。要想中国新闻出版业稳定健康地发展，还需要加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法规工作本身，要进一步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加强新闻出版法律法规建设，完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这是事关全行业发展和行政管理全局的基础性工作，是行政管理的依凭;另一方面是依法行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新闻出版署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新闻出版法律法规条例政策，如：《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制品出版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总发行管理的暂行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条例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打击出版犯罪活动、保护出版业健康稳定地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依法行政是执政为民的体现，是国家管理方式的重要转折，是新闻出版管理的重大变化，既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也给行政提供了制度保证。

尽管我国法制建设已初具规模，新闻出版法律法规已基本配套，但还不十分完善、全面，尤其是执法的力度还不够大，还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和政策的监督保障作用。因此，加强新闻出版立法建设，完善相关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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