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借鉴并超越了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由于“十年文革”中“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和教育事业，造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的状况，对此，邓小平忧心如焚。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开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6]

1988年9月5日和12日的两次讲话更是都提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8]在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也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9]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在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邓小平又超越了哈贝马斯。因为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在生产力问题上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只有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并紧密与之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10]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他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他的亲自关心下，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其中包括著名的“863”计划，为后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借鉴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欧洲就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争得民主和实行社会主义措施。到了19世纪60年代，德国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在爱森纳赫派建党前夕曾经这样解释党的名称：“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冒牌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冒牌民主一样”，“正因为我们懂得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名称包含了我们的纲领。”[11]在《不要任何妥协》一文中，李卜克内西还强调：“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的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上组织社会”，“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12]192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明确提出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13]《柏林纲领》也指出：“我们努力争取民主，它必须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它体现着对人的尊严和对人们自身承担的责任的尊重。”[14]认为没有民主就体现不出人的尊严，就谈不上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二战结束后，各国社会党在1951年6月重新建立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并批评当时的苏联缺乏民主、实行集权专制的僵化经济政治体制，他们在《法兰克福宣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15]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作为一种追求的价值目标，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

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观要辩证地看待，应该说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没有必要把它推到资产阶级思想一边，我们完全可以也必须大胆借鉴和拿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是孜孜不倦追求的。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将“主权在民”“言论自由”“推进宪政”“反对极权专制”作为口号并且付诸实践，赢得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高度赞誉，他们指出中国的民主不在重庆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大力发扬民主。只是后来由于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失误，民主建设一度中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有些人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共通要求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有些人则以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掩盖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政治缺陷。这些显然都是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教训很多，也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