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人把许多语言中重要概念的逻辑结构、逻辑程序完全地弄颠倒了。造成这种毛病的根源还是在于孔孟的儒家。一方面孔丘以“礼乐”为本，另一方面，孟轲以“善”为本(即所谓“人性本善”)，孔、孟二位相继把理应属于相对范畴的东西视为“本”，以致从一开始，中国人就丧失了“真”(存在)的真“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点。“本”错了，即是思维的“出发点”错了，所以后来的“过程”和“末”，也跟着全都错了。一方面逻辑的结构错了，正确的逻辑结构应该是“真—善—美”，而孔孟的逻辑结构只有“善—美”，丧失了“真”;其次逻辑的顺序也错了，以“礼乐”和“善”为“本”的孔丘和孟轲，全都从相对的“善”出发而向作为绝对的、本的，存在的事物进行推论。这等于说从相对范畴的事物出发向绝对范畴的事物进行推论，如此推论的结果绝对只能是极端的错误。例如孔丘把“礼乐”当作人存在的根据(本)，孟轲则把人心的“善”当作事物存在的根据(本)，显然，以这两种根据所做出来的推论都将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结论的错误的推论。

第三，孔丘及其儒家，无视语言的语法，无视行为的规律，无视思维的逻辑。他们惟一只关心“礼乐”，永远都只从相对的经验、日用的人为规定的礼乐出发，一味只维护统治者们的尊尊、长长的位置的稳固。为此，他们不惜让王侯一家的“血统”永远地凌驾所有的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宁可提出“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彻底反动的“原则”，因此把他们的反自然、反社会、反智慧、反真理、反规律、反逻辑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活动贯穿到了中国人的几乎全部的历史之中，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和浸染的正是中国人的语言和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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