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孝道”与求“久”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经典之《易经》、《中庸》中，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量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8]。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孝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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