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是古人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而船行的速度在上水和下水时差别很大，且下水时决定速度的主要因素是风向、风力以及水流的大小等，这在赵蕃的行役诗中也都有生动的记述。 富春江水流湍急，船下行时，如果得遇顺风，旅程就变得非常轻松愉快，那段名为“七里泷”的航路，实际有七十里，却只有遇到便风才能顺流而下，也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七里泷”。 赵蕃《严州道间得顺风，俗云七里泷。 篙师云风便才七里，无风乃七十里尔》诗云：“桐江多奔湍，牵挽厌劳止。 旧云七里泷，实乃七十里。 篙师为予言：风便辄易尔。 回思前日惊，留滞固可喜。 溪神果何心，怜我倦行李。 有风西南来，不徐亦不驶。 布帆保无恙，为赐何其侈。 眼中峰峦过，天外鸥鸟起。”在介绍七里泷与风速的关系时，诗人还顺便描绘了桐江“眼中峰峦过，天外鸥鸟起”的壮美风光，抒写了内心的愉悦之情。

与行役诗的传统内容相同，赵蕃的行役诗也大量记录了船行中遭遇的种种艰难，主要有来自自然界的疾风骤雨、急流险滩、船行不畅以及诗人的心理感悟等。 如“兹行又累日，逆风苦悲号。 曾微咫尺帆，颇费千万篙”(《自溧阳达上塘官河，舟屡行矣，不能尽名其所经，偶书小韵》)，描述船逆风而行，只好收起风帆依靠竹篙艰难行进。 不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遇见狂风时船上危机四伏的情景。 其《十三日逆风，舟行甚迟》云：“昨夜纵风几丧生，今朝溯水颇留行。 细看汹涌收帆脚，孰若夷犹听浆声。”经历昨夜凶险的狂风后，诗人面对逆水艰难行进的船只，没有埋怨船行缓慢，而是悠然从容地谛听起船桨咿咿呀呀的声音，这是劫后余生的诗人对生活的顿悟使然。 赵蕃诗中类似的记述很多，其《半江遇风涛，其势危甚，晚示同舟》的记述也非常生动：

言归固多欣，值险辄大怖。 方趋顺风捷，忽与奔涛遇。 得非蛟龙争，无乃雷霆怒。 我舟仅如掌，我命且如缕。 何止失人色，殆欲成狼顾。 神明力扶持，生死费调护。 平生素多艰，安坐乃其处。 便哦归来辞，勿草远游赋。 同行信同忧，相唁劳相谕。 急反浪头魂，还寻酒中趣。

诗人描述遇险时“我舟仅如掌，我命且如缕。 何止失人色，殆欲成狼顾”等惊险的情景、人们惊惧的神色以及劫后余生及时行乐的特写，使人真切感受到船行中的艰难与凶险。 在船行的旅途中，诗人的心头也会涌起种种复杂的感情，愁苦和迷茫之情就经常袭来，其《舟行》和《九月二日发舟快阁下》分别描述说：

下水复上水，暮秋仍早秋。 暂归非去吏，触绪苦添愁。 本乏风雅作，谩于山水游。 经营欲终日，人谓我何求? (《舟行》)开船风打头，举棹水分流。 到处皆成客，今年未识秋。 意哀吟蟋蟀，声苦乱飕?。 拊枕仍推枕，谁知梦觉忧。 (《九月二日发舟快阁下》)前一首诗描写漫长的行程，抒发人生之路迷茫而不知所求的凄凉;后一首诗描写秋末冬初的深夜里，秋虫的哀吟弥漫在耳畔，诗人辗转难眠，梦醒后更感悲伤。 诗人关于“人谓我何求”的深沉思索与“拊枕仍推枕”等细节描写，充分渲染出客居他乡的游子内心无尽的思念与愁苦。

诗人的羁旅之愁，不只产生于船行中，而且途经湖面、陆地或山林时也同样很强烈。 其《将至邬子》云，“湖水冬犹壮，林烟晚更孤。 荒凉诗莫状，零落雁成图”;《将宿天心寺，以失路遂止野人家》云，“一出有百阻，吾生何太艰。 问途迷野寺，积淖落前山”。 前一首诗中，壮阔的湖水、岸边荒凉的林烟及天上飞过的整齐的雁阵，与形单影只的游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情此景，也使诗人心头的孤独寂寞与迟暮衰老之情陡然增加，不禁感叹“历历旧行路，萧萧新鬓须。 不知造物意，投老又何如”。 后一首诗写迷路的诗****不单行，还要面对眼前遍布泥泞的道路，只有徒唤奈何。 诗人在从湖南到江西安仁县的途中，也曾遇到连续的雨天，道路异常难行，病中的诗人被迫滞留巴陵：“渺莽重湖路，羁栖一病身。 欲行行未得，风雨况频频”(《移官巴陵，行有日矣，书呈唐德舆、程士和、梁和仲、于去非、段元衡、邢大声七首》之二)。 “渺莽”、“羁栖”、“病身”等词语，渲染了萦绕于诗人心头的沉重而绵长的苦闷之情。从旅途的艰难联想到人生之路的艰难，表现了赵蕃行役诗含蕴深广的特点。 “下水有放溜，溯流多哭滩。 人能等迟速，事岂病艰难。 返照千山赤，春风两鬓寒”(《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四)，从船顺水的快速畅意与溯流而行的缓慢艰难，联想到人生际遇的差异。 春风和煦、阳光普照的美景也难掩诗人斑白的双鬓，诗人难免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再如“回首江山旧，他年来往频。 人谁无一饱? 汝独值多辛。 泛泛将何往? 悠悠愧此身”(《富阳道中遇风感叹作》)，他对人生艰难的感叹，既饱含人生漂泊不定的内涵，也隐隐流露出无所建树的迷惘;而“前山后山异夷险，昨日今日分炎凉。 人间万事只如此，那似一杯真意长”(《竹岩道间》)，则抒写了诗人对迅疾变化的人间万象与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的无尽感慨。

三、意蕴丰富而笔致细腻

在审美特质上，赵蕃的行役诗善于把丰富的情感内蕴与细腻的抒情笔法有机统一，使之浑然一体，表现出意蕴丰厚而笔致细腻的抒情特质。 情感内蕴的丰厚深沉体现在，当抒发身处异乡的孤独寂寞等深挚情感时，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深沉叹息，也有对衰老贫病际遇的无尽感伤，还有思乡怀友等丰富的内容。 诗人穷困潦倒的境况，折射了南宋中后期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身处衰微时世文人的末世情怀。 不过，在感情基调上，也有少数几首抒写了辞官返乡途中的欣喜之情。

首先，感叹时光流逝与年华衰老。 在羁旅他乡的旅程中，游子常有时光飞逝的感觉。 赵蕃感叹时光流逝与年华衰老的行役诗也很多。 在预示春天将临的新年，他说，“客里那知岁月迁，梅花报我又今年。 兰溪桥下扁舟泊，把笔题诗意惘然”(《元日寄成父四首》之四);看到明媚的春光，他说，“客路不知时节移，忽逢柳色已依依。 无?却数离家日，腊尽春回方始归”(《安仁舣舟作》)，在漫长的旅程中，看到怒放的梅花，他猛然想起新的一年又到了，目睹苍翠欲滴的依依柳色，才恍然大悟又到春天了，可见客路漫漫而时光易逝。

“是身真老矣，南北更东西”(《巴丘驿晚题二首》之二)，“相逢颇恨夫何晚，华发萧萧今满头”(《赠王进之》)。 自然，时光流逝的感慨，也时常伴有年华衰老的叹息，尤其是在万物萧索的秋天，这种伤感愈发强烈。 他的《书合龙寺旧题后》描述说：“题诗客子鬓如银，壁上题诗墨尚新。 犬已久忘曾宿客，半山风铎似迎人。”在一次行役中，他曾先后两次投宿合龙寺，第二次留宿时，前一次题写于合龙寺墙壁上的诗墨迹尚新，再至时，诗人感觉自己已双鬓如银。 形象鲜明的对比，蕴含着年华老去的悲叹。 在一个秋冬之交的漫长行程中，诗人目睹“草草朝成市，匆匆客系船。 荒鸡乱人语，细雨杂炊烟”的萧条冷落的情景，不禁感慨“岁月真前梦，江山殆宿缘。 沙鸥应笑我，疏鬓异当年”(《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 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二)，江山可爱而岁月无情地流逝，诗人稀疏的鬓发就是实实在在的明证。

其次，描写羁旅他乡时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悲凉境遇。 诗人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常常伴随对潦倒境遇的叹息，如“病中曾觅?鳇炊，别后东西无自知”(《袁州北崇胜寺二首》之一)。 还有某年的农历九月，诗人前往蒋山(今属江苏南京)的途中，突然“寒风动地至”，一场早雪不期而至，“我行蒋山来，解辔菩提坊。 一饭谁为设，百钱倒空囊。 平生远游意，到此增彷徨”(《九月十一日雪二首》之一)，他缺衣少食，一缕孤苦无助的悲伤袭上心头，禁不住悲叹“故山邈何许，倏忽半岁辞”，徒唤“刍薪且弗给，更问裘褐为”(《九月十一日雪二首》之二)。 赵蕃一生贫困，即使为官，也是因生计所迫，因此，在仕宦的征程中，这种穷困潦倒的悲慨就更加强烈。 其《饭枫桥铺》云：“春风空浩浩，客意只凄凄。 驱我因微禄，言归欠薄畦。”他对好友诉说道：“谩言诗作祟，长愧食为谋”(《次韵深父送行》)，“走遍东南数十州，皇皇长愧食为谋”(《赠王进之》)。 诗人对一饭无着、囊空如洗的悲叹，以及对被微禄所驱、惶惶然“为食而谋”的描写，足见其生活境遇的悲惨和内心的凄凉。

再次，抒发思乡念友与隐逸情怀。 思念家乡与亲人，是中国文学长盛不衰的主题之一，从《诗经》中的《采薇》、《东山》等篇，到唐代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等传唱久远的诗句，都蕴含了人间美好的至爱亲情。 在羁旅行役中，赵蕃思念家乡与亲人的情感非常浓烈，他经常为自己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漂泊的生活感到怅然若失。 如“客梦一何短，乡关一何长。 拊身念艰虞，失足增彷徨”(《枕上有感二首》之一)，他客中难眠，连做梦的时间都很短，而对亲人的深情思念，使他感到乡关漫漫。 雪上加霜的是，在他乡窘迫穷困的日子里，诗人还曾生病，令他更加不堪：“岁晚仍湖路，客中还病身。”(《二十一日湖中》)此时，诗人的乡关之情与隐逸之思不禁油然而生。 赵蕃抒发浓浓的思乡情结，还经常借助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孤独飞翔的大雁等飞鸟起兴，比拟自己羁旅漂泊的孤独与寂寞。 他的《感归鸟》诗云：“鸟雀知既夕，相逢如择栖。 嗟余独何者? 失侣自东西。”又如，《孤雁三首》云：“孤雁哀哀叫晓霜，客衾如水待天光。 不缘杜宇催归去，未信寒猿解断肠”，“孤雁哀哀叫晚云，半年为客叹离群。 丁东幽佩别来久，断续清砧远不闻”。 鸿雁孤独的哀鸣，寒猿断肠的哀号，洗衣妇断续凄清地敲打砧板的声音，以及客居他乡的诗人发出的长吁短叹，再辅以凄清如水的月光背景，充分衬托出诗人缠绵不尽的乡愁，令人感伤不已。

“旅食频年倦，田居乐事遥”(《旅食有作》)，伴随着对家乡的深情思念，诗人的隐逸情结也愈加强烈。 在“岁月常为旅，饥寒不自谋”(《趋上饶道中》)的羁旅生活中，他“明朝更西去，依旧觅扁舟”的归隐愿望更加强烈(《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 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十二)。 他非常羡慕那些在船行途中常常与己相依相伴的白鸥、林中自由啼鸣的小鸟以及天上展翅飞翔的鸿雁：“草草天涯棹，悠悠江上鸥”(《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 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十二)，“翩翩羡林鸟，闲逸愧沙鸥”(《趋上饶道中》)，“归飞慕鸿雁，沿戏狎凫?”(《巴丘驿晚题二首》之二)。 他倾慕陶渊明笔下傍晚及时还家的倦鸟，不屑于像那些展翅捕猎的饥鹰一样费尽心机、虎视眈眈地专注于猎物：“久客日复日，穷冬冰复冰。 知还怜倦鸟，侧翅耻饥鹰”(《次韵成父舟中》)。 有时，诗人在旅程中以诗直抒胸臆，倾诉浓烈的隐逸情怀。 在《松原山行七绝》组诗中，他非常难得地直笔心中的豪言壮语：“莫道松原路不通，担肩樵斧往来同。 老夫自是山中友，要涉崎岖尽日中”(《松原山行七绝》之二)，“涉水穿云殊好在，自知元是个中人。 何时粗毕尚平志，衡岳匡庐收此身”(《松原山行七绝》之六)，抒发了游览山林时的愉悦与真诚倾慕隐逸生活的洒脱情怀。

赵蕃的行役诗，也有怀念友人的内容。 如《衡山道中怀清江旧游寄长沙诸公》、《舟中读子进昆仲西游集有怀其人作诗寄之并示成父弟二首》、《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之二，都是怀念友人的佳作;而《过潼川之飞乌县，见余干丞相题驿舍诗有感次韵》、《铅山道中怀故兴化令贾元放、故郁林教授贾季承》等篇，则是怀念已逝的赵汝愚等亲友。 他的《宿彭湖寺怀斯远》写道，“路仄山崖滑，庭中桂树苍。 骤冲?雨过，徐步晚风长。 沽酒寻官道，哦诗绕佛廊。 旷怀思我友，林趣忆支郎”，以清新萧疏的秋景，衬托沽酒归来、边饮酒边作诗的超逸潇洒的诗人形象，并以汉末三国时博学多才的僧人支谦(当时人称为支郎)，比拟志趣旷达、才智超拔的徐斯远，抒发对友人的深情思念之情。

最后，从客观存在和辨证思考的角度，我们也应注意到，赵蕃的行役诗，虽然绝大部分是悲苦凄凉的生活实录，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抒写了旅途中的喜悦之情，尤其是归家时的欣喜。 其中，他从湖南辞官归来途中写作的《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组诗，有几首抒写了诗人投绂归来时心灵的解脱与释然。 这次旅程，路途漫长，农历八月八日从潭州出发，九月将尽时才到家，行程一个多月。虽然这组诗中的大部分诗歌仍然难免行役的悲伤与叹息，不过，因为终于可以实现隐居田园的夙愿了，赵蕃还是很高兴的。 在离开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后，他对因遭遇逆风而变得缓慢的船行没有太介意，反而幽默地劝诫心急的孩子们说，“湘神知我爱湘中，故遣舟迟匪厄穷”(之一)①。 从他的“倦游归去浑忘事，淹速从渠不计穷”(之五)、“三径虽荒菊尚存，重阳想见露花繁”(之三十)等句，可见他对田园生活的盼望之切。 他兴奋地描述归途中的景色与自己的心情说：

烟消日出见秋真，政恐却成憔悴人。 赖是倦游归去日，扁舟载着自由身。 (之二十四)

仰山山峙季溪流，知我东归俾暂留。 尽日如推复如荡，为之成喜不成忧。 (之二十)

去岁重阳事已讹，今年亦复病蹉跎。 明年想见山中集，弟妹团栾黄菊歌。 (之四)

他见到熟悉的仰山和溪流，以为它们都能认识自己这位昔日的老朋友，于是高兴地与它们对话。一句“扁舟载着自由身”，可见诗人兴奋的心情何其高涨。 在归途中，想到从此终于可以与弟妹们团聚一堂了，虽然去年和今年的重阳节已成过去，但来年的重阳节就可以一起登高、赏菊、唱歌了，他心中还是充满期待。

【①该诗后赵蕃自注云：“是日逆风，舟行寸寸而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赵蕃行役诗的特点一是数量较多，组诗很多;二是忠实地纪录了诗人的见闻感受，并且把行踪见闻与内心律动浑然融合，意蕴深广;三是丰富的情感内蕴与细腻的抒情笔法有机统一。与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笔者还想强调两点：

一是从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发展角度来看，赵蕃行役诗抒写个人穷愁际遇与凄苦情怀的风格特征，继承了《诗经》行役诗“以哀怨为情感特征，以悲剧性为基调”[12]的审美特质，充溢着悲苦凄凉的意蕴情感。 在数量与内涵上，赵蕃抒写羁旅行役之苦的行役诗，远超抒发旅途快乐的诗作，折射出南宋社会充满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政治情势，这与晚唐行役诗的题材、内容和风格也非常相似。 “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科场****，导致出现大量处于漂泊、流离、困窘状态的失意文人，因而涌现大量的羁旅行役诗。 这些诗有的着重再现士人长期淹留客寓中的凄惶苦况，有的重在抒发士人漂泊他乡时的乡关之思，有的体现士人怀才不遇、沦落天涯的焦灼和愤慨，有的则表现士人关心时局、感时伤世的现实精神。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晚唐社会某些层面的真实面貌，特别是身处衰微时世的文人的末世情怀，进而深入体会晚唐诗歌的独特魅力。”[13]同样是抒发衰微时世文人的“末世情怀”，在情感内蕴上，与晚唐时代的诗作相比，赵蕃的行役诗内涵更显丰厚，几乎涵盖了晚唐行役诗人诗作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也正是赵蕃行役诗的社会认识价值所在。

二是从文学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赵蕃行役诗的突出成就，正是对宋代诗歌创作倡导“江山之助”的实践，也与当时的张元干等着名爱国词人“豪迈慷慨、沉郁悲愤”[14]的审美特质相呼应。 山水名胜可以提供作诗的素材，激发诗性灵感，这在两宋时期普遍存在而且具有积极的影响，如黄庭坚认为“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15]，杨万里也说“山中物物是诗题”[16]。 对此，古往今来，众多的文学批评家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断，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而仅借用周裕锴先生的一段评述表明自己的观点：“就陶冶人格性灵而言，宋人相信自然山川中有一种与人性同构的灵气，因而，游历山川可以吸纳自然界瑰奇壮丽之气与幽深玄渺之超，使人格得以升华，使人性得以净化。”[17]这也应该是赵蕃行役诗的创作目的和审美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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