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供给”与“需求”

　　1.军备生产的特殊性质

　　军备生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有着颇为特殊的地位。首先，军备生产被视为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军需品一旦生产出来，便不再进入再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消耗需要一定时间，但这种消耗是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军需品的使用则不是生产性的，也可以说，要么闲置，要么毁灭现存资本。其次，军备生产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一般市场和竞争机制约束。购买者国家和军企业缔结军备生产合同，而绝大部分军需品有着唯一指定的用途，不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军事采购中还存在有利于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因而军备生产者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或者回避市场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后，军备生产在国家和军工巨头的高研发投人下，往往形成技术革新，新技术在转为民用后，将给经济提供刺敌；曼德尔就将战后持续的技术革命和经济繁荣，称为军事技术革命的“副产品”。

　　2.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需求派”

　　军备产品也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二次大战后直到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正是分别从这两方面来解读军备生产的经济学意义的。重视军备经济的需求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斯威齐、巴兰、韦斯科普夫、马格多夫(Magdoff)等，此外还有卡莱茨基(Kaleeki)和莱赫(Reich)等。其中，巴兰和斯威齐的里论较有代表性。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中提出了“经济剩余”诸概念。其中，“潜在经济剩余”被界定为“一定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认为必需消费品之问的差额”，它可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的存在，“包括为了满足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和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产品和劳务需求而从事的全部劳动”，即从事制造军备、各种奢侈品和炫耀品的劳动，还有政府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等。又因军备生产要求政府较多干预，这种“军备导向的政府管理”制约着大企业的研发，因而也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在巴兰看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投资量总是小于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产生的至济剩余量，它最终导致就业不足或生产过剩。”虽然最初资本主义可通过向非垄断部门投资或者发展新行业来吸收剩余，但当这些手段渐次耗竭后，它只好依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即以推进充分就业为名的各冲政府行为，如转移支付、公共消费开支、少量生产性投资等，最后，诉诸各种非生产性的政府行为和帝国主义政策：对外贸易、投资、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等。这不可避免再次引出军备经济的问题——“为‘保护’每外领土或推行海外政策所必须的军事机构方面的开支，以及为它所支配的一些地区和在其他一些竞争性戈‘不确定’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宣传、颠覆和进行间谍活动而设置的庞大机构方面支出——所有这些都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巴兰在后来与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1968年)中则专辟了一章：“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研究了“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提出“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机器，是它遏制、压缩和最后摧毁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目标所产生的逻辑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