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明的报纸编辑

李大钊还是一位开明的报纸编辑，通过主编、编辑报刊和担当撰稿人等，他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向了大众。“从1913年到1925年，他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的报刊近20种，为二三十家报刊撰写争论、时评、通讯、诗歌等300余篇，百余万字。”[5] 李大钊在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杂志的过程中，大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还帮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与此同时，李大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经济学说”等基本原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元动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更加生动具体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李大钊还担任多个报刊的顾问指导，为许多进步报刊的创办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例如，1918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济南等地的学生爱国会组成统一的学生救国会，并出版《国民》杂志宣传救国思想，当《国民》杂志邀请李大钊予以指导和支持时，李大钊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为之撰写文章[6];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也曾得到李大钊的支持。

(四)严谨的学者

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李大钊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对待他所信仰并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他也是以学术的态度来对待的。因此，当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或者反对之时，他毫不犹豫的站在客观而辩证的立场上，与对方展开辩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比较明显的就是他参与的两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一次是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次论战主要是与胡适等人展开的。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要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鲜明的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提到“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7]，对胡适的观点予以了坚决的反驳。另外一次便是与张东荪和梁启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展开的论战，后者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的民智不够，面对这样的观点，李大钊又一次对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三、结论

从总体上看，李大钊在社会交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通过其社会身份的不断变化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充分利用自身的多重身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是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纵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整个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方式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大成为了中共建党前活动的主要基地，有人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全国8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6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全国仅有的53名党员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6]。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李大钊更是有直接的联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至今还为人们乐道。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交往，对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也有莫大的关系。仅从这些，就已足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