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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谋行为发生的范围和一个普遍的例子根据魏杰、郭东风、沈莹等人的分析，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它们分别是全体人民、政府、 企业 的经营者以及企业职工。①②静态地来看，由于后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复杂关系，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各种合谋体。但如果我们动态地来考虑合谋的范围，那它广泛地存在于 经济 体制改革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尤其在涉及到分属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国有资产重组中，它的表现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加以说明。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 政府部门×2 企业经营者×2 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

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 ×2 ×2 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不高。

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以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服从于行政干预的，尽管甲乙两个企业是独立的。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个2 政府官员×2 企业经营者×2 企业职工框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合谋行为。前面关于这个框架有个假设条件就是在两个企业间唯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为了使我们考虑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我们认为这两个企业位于不同的行业且规模相等，它们合并以后可以获得“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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