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由城镇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排斥到接纳。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前两次的人口迁徙是在经济发展不足和经济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不足是指社会的经济状况还没有为人口流动准备好必需条件;所谓危机是指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不能安排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等。第三次人口流动是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城镇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人口流动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第一次的人口迁徙是在“左”指导思想指引下，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人口迁徙活动，人口迁徙没有稳固的基础，一旦经济发展挫折，迁徙必然失败。第二次的人口迁徙更多地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是政治和经济危机形势下被迫采用的制度手段，是违背社会进步规律的，也是不人道的，更多意义上是对一代城市青年的“流放”。第三次人口迁徙(流动)是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由之路。

(二)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推动力：由政府推动到市场驱动

社会人口流动的发生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口流动的“理性”概念，如经济理性、迁移理性、社会理性等。黄平(1997)提出“生存理性”概念，认为农民为寻求生存甚至维持糊口而非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面前作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文军(2001)则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根据人们追求目标不同，将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也有人将“经济理性”改为“市场理性”，将“社会理性”改为“政治理性”的。由于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其含义有所不同。

根据以上的研究，我们认为：前两次的流动是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的流动，因而称为“政府的流动”。④所谓“政府的流动”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采用强制的方法，强迫一部分人进行迁移，目的地由政府指定，个人不能自由选择的流动。外部强制力是人口流动的驱动力。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流动的阶段不同，在同一次流动过程中其驱动力是不一样的。如第一次向城市的流动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的愿望是迫切的，流入城市是自愿的，有“生存理性”(人的本性)发生作用，⑤是政府推动和个人“生存理性”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后来的回迁则是政府单独的推动。第二次的流动又可以称为是“政治理性”的推动。所谓“政治理性”是指意识形态理论对政府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十分巨大，直至决定行动者的具体操作过程。“政治理性”的作用主要通过政府行为来实施。同时，“政治理性”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政治理性”，现在或将来可能不正确。第二次流动在毛泽东的“12.11”指示(“政治理性”)的指引下，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总体上来说，这两次流动是政府安排下的流动，即“政府的流动”。对第三次人口流动的推动力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1.“生存理性”的驱动，2.“市场理性”的拉动，3.“经济理性”的撬动，4.工业化浪潮启动，5.城市化进程发动，等等。我们研究后认为：现在的这次人口流动主要是“生存理性”和“市场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设想，如果没有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创造的劳动岗位，农村人口流向哪里?去哪里找工作?流动不就成为“流浪”?如果农民不想出来打工，流动怎么会发生?在我们对西部农村的采访中发现，有小部分农村居民宁愿待在家里晒太阳，而不愿出来挣钱。这说明流动是主观意愿与客观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流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生存理性”和“市场理性”。为了便于对比，又可称为“市场的流动”。

(三)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向及路径：由逆向流动到正向流动

流向和路径是揭示社会人口流动性质的关键。第一次人口大迁徙从流向上区分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1960年为农村流向城市阶段，1961-1962年为城市返回农村阶段。这一时期流动的总人数由于数据不全，综合已有研究的资料，估计约为3000多万人。流入城市时期还累积了1958年以前的能量，1958年以前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倾向已经强化，流速加快，1958年达到峰值。它的流动路径是：农村→城市→农村，经过一番折腾，农民还是农民，身份没有改变，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次流动的特点：，一是快速性，快速地流入城市，又快速地返回农村;二是暂时性，这次流动从中国人口流动的长时期看，是一次短暂的过程。三是回归性，人口的迁徙活动从起点又回到终点，是一次代价巨大、损失严重的流动;四是盲目性，流动既无牢固的经济基础，又无切合实际的计划(流动人口的数量大大超出原定国家计划)，它的流入因“大跃进”中的城镇劳动力紧缺，它的精简下放是因粮食短缺和国民经济调整。盲目性是它的显著特征。

第二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向是由城镇到荒凉的边疆和落后的农村地区，回归的路径是部分通过招工、招干的方式，绝大部分通过政策安排方式的和“非法的”方式返城。估计有97%以上的知青回到了原来的城镇，也有少部分回到其他地方的城市。它的流动路径是：城市→农村→城市，本质上是违反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逆向流动。它的特点：一是流动是在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和政治旗号指引下进行的。二是流动是在被迫的。从国家层面说，不这样做，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局面无法克服;从个人层面上说，绝大多数知青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这样做。三是它的时间跨度较长，历时10多年，1600万知识青年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对他们的人生和家庭影响十分深刻。

第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它的路径是：农村→城市和发达地区→?，大部分人可能留下来成为新的移民，少部分可能回老家，这得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进程来决定。这次流动的特点是：第一，流动的主体是自由的。广大农民不再受国家制度的管束，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流动及到哪里去;第二，流动以分散的形式进行。所谓分散是指某一地区的农民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今年可以去甲地，明年可以去乙地，可以单个人也可以一家人、或一批人结队去。第三，流动的愿望是自觉的和强烈的，流动不是在外界强力压迫下的强制性流动。第四，流动的目的是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据我们对宁波市1087位外来人口的调查，出来目的是“挣钱”的人占到77%。“经济理性”是这次人口流动的原动力。第五，流动规模庞大。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1.4多亿人，目前也有研究认为已达到2亿人。第六，人口流动的候鸟式特征显著。所谓候鸟式：一是指农民工在流入地不长期固定居住，每当春节来临，大批农民工返乡，节后又返回原打工的地方;二是指部分流动人口目的地经常变换，流动是临时性的流动;三是指部分农民工农闲出去打工，农忙又回家种田。第七，根据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将以特殊的方式(无户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的劳动周期)在流入地生活下去，直至国家户籍制度的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前两次的人口迁徙流向实质上是逆向迁徙，而第三次的人口流动是正向迁徙，其性质截然不同。

(四)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方式及内容：由非选择性流动到选择性流动

流动与迁移不同，流动是临时性在某一地居住，停留时间较短;迁移意味着身份的改变和长期性的定居。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人口大迁徙改说流动更为确切。如果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视角进行分析，那么迁徙的方式和内容则决定了迁徙的性质。

第一，流动者身份的区别。前两次的人口迁徙中迁徙者身份的不断改变，第一次由农民变为城市职工，再由城市职工变成农民;第二次是由城市居民变成农民和兵团战士，再由农民和兵团战士变成城市居民;其身份特征依据所从事的工作性质而变化。第三次人口迁徙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特征不变，农村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从制度体制上讲，流动人口还属于乡村结构体系，虽然他们大多从事城市结构体系中的工作，但身份与工作性质相分离。

第二，流动方式的选择性和非选择性区别。前两次的流动主要是在国家政府计划指令下的流动，特别是第一次的回迁和第二次的派发，国家运用了强制性的户籍管理和粮油供应手段，对流动者来说，流动方式是非选择性的;而现在的人口流动国家没有指令性的计划，流动是人们自愿的、有选择性的流动。

第三，计划性与市场性的区别。前两次的迁徙总体上是在政府计划的指令下进行的，政府决定迁徙的方式和内容;第三次流动是“市场的流动”，市场因素决定迁徙的方式和内容。

第四，城市与农村区别。前两次的迁徙(指第一次的回迁和第二次的派发)是“发展农村，发展农业，充实农村劳动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边疆”的需要，其内容是发展第一产业和农村建设。而现在的流动内容是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和城市基本建设，是国家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前者将市民变为农民，后者将农民变成“工人”，二者流动的内容不同。

(五)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成本及结果：由得不偿失到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社会流动需要计算流动成本和核算收益。如何用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取较高的流动收益，不但是个人流动中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也是政府在国家人口流动计划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一次人口迁徙由于计划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0%，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第二次人口迁徙国家每年给知识青年的经济补助达到20亿元，总支出估计约100多亿元，⑥却买来“四个不满意”，即“知识青年不满意，城市家庭不满意，农村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同时，每个知识青年家庭还要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下乡知 识青年作生活费。其中的典型是1972年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在城市，上山下乡运动给城市居民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压力;在农村，知识青年还要与农民争夺有限的口粮，农民不欢迎;后来的知识青年返城，又给当时的城市就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前两次的流动成本巨大，收益微小，得不偿失。现在的人口流动国家基本没有支付成本，如果说有成本，就是给流入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治安带来一定的压力，需要增加社会综合治理支出。相反，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给城市和发达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流入地的企业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明显;同时也给农村流动人口增加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20.94万亿元，农村流动人口对GDP的贡献功不可没。这次人口流动社会成本最小，经济收益最大，是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双赢的流动。

三、社会人口流动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

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十分深刻。不同性质的人口流动对社会进程起着明显不同的作用。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得出有益启示，以便更好地指导现实的人口迁徙活动。

(一)人口迁徙的路径必须符合社会形态进步的方向和趋势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前进的过程，社会形态的进步，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把握自己、把握自然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人口流动由荒野到村落，由村落到集镇，由集镇到城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历史上发生的人口流动并不是都符合社会进步规律的，有的甚至是逆向的、倒退的流动，那么其结果必然失败。建国后的前两次人口大迁移将人民的生活状态由城市状态倒退为农业状态，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的下降，这种流动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相反阻碍了社会的前进。而现在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由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变，是社会生活形态的进步。虽然转变进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反复的，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制度障碍，但从社会进步的方向看，这次人口流动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