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寅初时代与马寅初先生所处时代的经济背景、人口状况、社会转型等诸多方面截然不同。就人口而言,后马寅初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包括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发展风险的增加等。

面对当今复杂的人口形势,马寅初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后马寅初时代复杂的人口形势,马老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首先,主张生两个孩子。

在1957年5月9日发表于《大公报》的“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马寅初就“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这一问题明确指出:“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当我国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人口政策引领下持续多年地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以成年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社会,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转变的深化,人口发展的风险在悄悄积累。

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我们要在未来确保人口发展的安全性,就应该回头看看“新人口论”提出的卓越主张,不仅继承马老的精神,而且实践他的主张,认真考虑他“生育两孩”观点的合理性。

其次,胎儿也有生命权。

我们要建立起对生命的信仰和对权利的尊重,这将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怀孕和生育,从公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公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马寅初为什么不赞成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形成,有生命权。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夫妇就会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对妇女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因此他主张避孕、推迟婚龄和超生征税。

事实表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人口爆炸的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但伴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引领下,在急剧的社会转型的推动下,我们要看到人口转变的同时,我国的人口问题也在转型,简单说就是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性人口问题。到了后马寅初时代,我们需要面对人口发展的代价和风险问题,很多是直接或者间接与政策有关的。

显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寅初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他半个世纪前的观点,毕竟时代不同了,计划生育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福利供给型的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压力非常敏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消费效应非常强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简单的“增长型人口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变迁逐渐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有目共睹。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达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以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结构失衡型的新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民、对育龄妇女的关怀,也就是说,“尊重权利”是《新人口论》非常重要的元素。譬如,他明确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虽然对妇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态度明确和坚决。

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其诞生有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数为本的人口观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人口观,最关键的就是要确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适当“还权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适当“赋权于民”,权利的保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目标。同时,还要投资于民、造福于民、发展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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