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3](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江泽民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