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儒家伦理并非排斥对话而崇尚独白，而是以“对话范式”为其理论宗依。我们不惟在其核心概念“仁”那里明辨出对话意蕴与共在诉求，而且在其重要范畴“忠”、“恕”、“诚”那里体味出对话精神与交往理性之维。

如果说“道”、“德”、“善”、“义”等具有伦理意味的词为几个学派所共用的话，那么，“仁”这个词无疑是儒家伦理最具特色的，同时还是其核心与中枢之所在。因此，对“仁”的理解与阐发遂成为探究儒家伦理的关键。

然而，关乎“仁”的阐述与研究，视角之多、思路之广、争论之大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仁显得复杂之极，令人气馁”。诚然，学界有关仁的看法都有其自身视域中的某种合理性，但倘若要凸显“仁”的对话意蕴、共在诉求，就有必要对其作一次现象学还原式的追根溯源。从结构上看，“仁”是“二”与“人”字的合写。从字形上看，“仁”表示两个侧身之人面面相对、前倾双臂、弯腰屈膝。古人以“仁”为“相人偶”的原始礼仪，藉此表示两个人互表问候、互致敬意。因此“仁”一开始就内蕴主体间平和平等、谦恭亲热、相亲相爱的价值诉求。故而许慎《说文解字·人部》云：“仁，亲也。从人从二。”《礼记·中庸》云：“仁者，人也。”郑注云：“人也，读如相如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段玉裁注云：“‘人耦(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字从人二。”

就此而言，“仁”就是二人之间相亲相敬、就是彼此间相互亲爱与合作。一人独居、独在无仁可言，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对话中才能目睹“仁”的侧影、感受“仁”的温存，亦即儒家伦理的“仁”一开始就与二人世界相关联，并从属于“相偶”的主体间性畛域。“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上下相亲，谓之仁”，“爱人能仁”，“仁者必敬人”“爱人利物谓之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亲亲，仁也”，“仁者爱人”。这些关乎“仁”的俯拾皆是的论述无—不是在昭示“仁”的主体间性之维、一种不折不扣的我一你关系之维。

既然古人以“一99释人，以“人”释“仁”，那么这就表明“仁”只能生发于非对象化、非中心化的我——你之间，而这种我——你关系势必要求既不能以我为中心、也不能以你为中心、我不能视你为对象，你不能视我为客体，我不能视你为工具，你不能视我为手段，我与你不是一种认知和实用关系，而是一种相遇和会合的关系，即“我不是把一切存在物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或伙伴性存在。”换言之，我不能离你而独存，我必须置自身于与你相关的场域中，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儒家会以“毋我”、“克己”、“反求诸己”等方式来悬置自我、主体这个中心，会以“爱人”来诠解“仁”之真谛，而这正是对话理念所要求的悬置中心、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平等协商、真诚沟通的要旨之所在。儒家意识到：只有不以自我、主体为中心，不独善其身，才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与”与“兼济天下”，真正对人类之外的宇宙万物施以爱心。只有能“爱人”，我们才能对他人亲，对他人爱，对他人有同情心，成他人之美;惟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的人伦秩序。惟如此，我们才能做到对人恭敬、宽厚与宽容，才能坦诚相待、真诚沟通，从而走向“大我”与无限交往的共同体。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儒家一开始就把“仁”与“礼”纠缠交织在一起。穷源竟委，乃是因为儒家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古代原始周礼的“礼尚往来”精神高度推崇，“礼”之初衷并非旨在倡导“以上凌下”、“以长责幼”、“以尊驭卑”、“惟我独尊”、“不容异己”的权力话语，而是旨在倡导以“通”(对话沟通)为方式、以“和”(和而不同)为目标的理性交往。同时，主体间的交往沟通、相互理解与相互协调需借助相应的规范、制度等形式化的程序，而作为“仁”之外化、“仁”之用的“礼”所表征的正是一种广义的规范与交往形式。因此，儒家一方面一再强调主体间对话交流所用言语的合“礼”性，所谓“言思忠”，所谓“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另一方面又对违仁背礼的言语予以严厉训斥，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才会热衷于以“理”训“礼”，所谓“礼也者，理也”，所谓“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所谓“礼者，谓之有理。”，这里的“理”正是“礼”的理性凸显，它与其说是物理之理，不如说是伦理之理，与其说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不如说是交往理性意义上的，与其说是独白式的，毋宁说是对话式的。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孔子会以“爱人”释仁，孟子会以“恻隐之心”释仁，韩愈会以“博爱”释仁，张载会以“民胞物与”释仁，二程会以“与物同体”释仁，朱熹会以“公”释仁，焦循会以“旁通之情”释仁，戴震会以“通天下之欲而欲”释仁。先贤们概莫例外地看到了“仁”的“主体间性”、“交互性”、“去中心化”等基本特质，并且视“真诚沟通”、“平等协商”、“交往对话”为获致与通达“仁”的不二法门。深得西学精蕴的谭嗣同更是以“仁——通——平等”的致思理路力主“仁以通为第一义”，所谓“通之象为平等”，所谓“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通则仁”，要求破尽一切“不仁”、“不通”的局面，以达“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