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治思想

汉承秦制，伦理关系十分混乱，造成了上下失序，宗法混乱。再加上当时“制度疏阔”，致使人们无规矩可循，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贾谊的有关“礼”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伦理道德、二是典章制度、三是礼节仪式(行为规范)。他的礼治主张也围绕这三方面的内容而展开。

首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贾谊认为伦理道德是礼的精神实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进行礼治的基础性的工作。他说“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至也。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以伦理为基础进行礼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当时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基层组织仍然是以“亲亲”为支配原则的家族制。

其次，加强典章制度建设。贾谊突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第一表现在他要求建立分明的等级制上。他说：“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由于汉初以来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支配下，统治者对一切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等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以下犯上、以臣凌君的情况。这严重威胁着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削弱了皇帝的权威，给皇帝和各级官吏治理国家带来麻烦，不利于汉家政权的巩固。所以，贾谊提出要建立等级分明的礼制。贾谊继续发扬传统儒家的“尊尊贵贵”思想，把皇帝列为至高至尊的一级，其次是不同等级的诸侯、大臣，再其次是小吏，最卑微的是庶人。这样，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就成了金字塔式，皇帝处于塔尖，民众在最底层，等级分明，下一层不可冒犯上一层。第二是强调服饰和名号等方面的区别。关于服饰的区别，他说：“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这就是说，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要穿戴不同的衣服，以区别身份、地位。世人从衣着服饰上就可以判断出穿衣者的尊卑贵贱。这样一来，衣服成了“衔”，成了卑尊的象征。从君王到诸侯再到各级官吏，不同的等级，在服饰、名号、宫室、旗章、器用、秩禄、佩饰、车马、祭祀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贾谊提出此观念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确立、落实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使得“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

第三，注意礼节仪式(行为规范)的规定。贾谊在《容经》中，具体规定了志色之经、容经、视经、言经、立容、坐容、蹲旋之容、跪容、伏容、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等等，分别针对朝廷之礼、祭祀之礼、军旅之礼、丧纪之礼以及日常行事时在心志、仪容、目视、言语上的规定。

贾谊崇尚礼治，但并不是说刑和法不能用，贾谊的礼治思想是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思想。他强调刑和法是末而不是本，作为治国之本的应该是仁、义、礼、乐。他认为，周朝能“千余年不绝”，就是因为能使两者“序得其道”。秦朝所以速亡，是因为“本末并失”，忽略了礼治。与荀子礼法结合的思想相比，贾谊重视制度建设，更有强调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意思在里面。在“依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从贾谊的礼法并用、以礼为主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贾谊礼治思想的政治目的，是希望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虽然他的典章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并且繁琐不堪。但是，他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重视制度建设，重视行为规范的规定的思想，在道德滑坡的今日社会对于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时弊以后，对社会政治认真反思的结果，是社会转型(由“无为”社会到“有为”社会)和思想转型(由“百家融汇”到“儒家一统”)之际政治生活的概括和总结。直接体现着汉代统治阶级的根本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需要。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表现在当时现实中，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政治哲学充满了理想性，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贾谊的政治哲学是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炼与概括出的丰富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他的维护国家统一、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礼法并用的思想，以及“民本”中的爱民、富民、安民的思想，不仅展示了中国西汉初期思想文明的精髓，而且它对于理解和建设当今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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