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叛作乱的诸侯，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举，“以刑去刑”，毫不手软，从而以儆效尤。他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丸，臣以为不缺则拆。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是要求汉朝的统治者用“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的两手来对付诸侯。该强硬的时候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对枝大干小现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一味地对诸侯仁慈宽厚，只能放纵诸侯的反乱之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如何防范诸侯王势力膨胀，贾谊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反对的是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他的对策“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

贾谊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主张，生前虽未被采用，但“其言验于身后”。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来被汉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实行，彻底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贾谊为汉初政治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为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西周时，《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周桂钿说：“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西周到西汉，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贾谊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从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贾谊不仅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贾谊还列举了民为本的各种情况，在《新书·大政上》中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