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众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安民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只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他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矣。”贾谊认为，要安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爱民。贾谊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又说：“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是以民为本、安民的道德基础。

第二要富民、惠民。这是说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贾谊认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就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驱民归农，发展生产。

第三是要注重道德教化，约法省刑。贾谊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约法省刑。他认为施政应该发挥道德教育和刑罚的不同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法并用。

贾谊安民思想的目的，是要求统治者要任忠贤，施仁义，要“爱民、乐民、富民”，刑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实现长治久安。

在贾谊民本思想中，最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故夫民者，吏之程也”的观点。就是说，官吏的贤否是由民众来评价决定的，民众对官吏满意与否决定着官吏是升迁还是被贬谪、罢黜。并且贾谊还提出让民众参与对官吏的选举。他说： 　　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

贾谊重申民本思想于孟、荀百年之后，足见他对孟、苟百年后政治及秦施“愚黔首”政策以致败亡的事实反思之深切。被贾谊回归、发展了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贾谊的民本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对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含义。现在提倡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要求各级官员要以民为本，要爱民，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目前，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的决策，以及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关注民生”的说法，无不体现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三、礼治思想

汉承秦制，伦理关系十分混乱，造成了上下失序，宗法混乱。再加上当时“制度疏阔”，致使人们无规矩可循，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贾谊的有关“礼”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伦理道德、二是典章制度、三是礼节仪式(行为规范)。他的礼治主张也围绕这三方面的内容而展开。

首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贾谊认为伦理道德是礼的精神实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进行礼治的基础性的工作。他说“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至也。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以伦理为基础进行礼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当时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基层组织仍然是以“亲亲”为支配原则的家族制。

其次，加强典章制度建设。贾谊突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第一表现在他要求建立分明的等级制上。他说：“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由于汉初以来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支配下，统治者对一切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等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以下犯上、以臣凌君的情况。这严重威胁着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削弱了皇帝的权威，给皇帝和各级官吏治理国家带来麻烦，不利于汉家政权的巩固。所以，贾谊提出要建立等级分明的礼制。贾谊继续发扬传统儒家的“尊尊贵贵”思想，把皇帝列为至高至尊的一级，其次是不同等级的诸侯、大臣，再其次是小吏，最卑微的是庶人。这样，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就成了金字塔式，皇帝处于塔尖，民众在最底层，等级分明，下一层不可冒犯上一层。第二是强调服饰和名号等方面的区别。关于服饰的区别，他说：“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这就是说，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要穿戴不同的衣服，以区别身份、地位。世人从衣着服饰上就可以判断出穿衣者的尊卑贵贱。这样一来，衣服成了“衔”，成了卑尊的象征。从君王到诸侯再到各级官吏，不同的等级，在服饰、名号、宫室、旗章、器用、秩禄、佩饰、车马、祭祀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贾谊提出此观念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确立、落实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使得“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

第三，注意礼节仪式(行为规范)的规定。贾谊在《容经》中，具体规定了志色之经、容经、视经、言经、立容、坐容、蹲旋之容、跪容、伏容、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等等，分别针对朝廷之礼、祭祀之礼、军旅之礼、丧纪之礼以及日常行事时在心志、仪容、目视、言语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