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师将治疗重点放在分析中西方文化观念差异——主要是家庭观念——在童同学的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是如何产生冲突而引起她的情绪、压力问题的，帮助童同学理解自己的痛苦来源;咨询师还对童同学和母亲进行同时会谈，让两人打开心扉、化解了交流方式上的问题和误会;更进一步建议了童同学的家长尊重她的个人意愿。童同学和母亲在认知上都有所转变，正确面对了双方观念上的不同，双方之间的信任又重新建立了。

1.2案例二

李先生来自日本，已婚，目前在美国就读博士，妻子没有跟过来。他被他的美国室友带来咨询，据室友描述，他经常在梦中大喊大叫其妻子的名字，影响到他人睡觉;有多次发现他什么也不做，面无表情，只是死死地盯住妻子的照片。

在会谈中，李先生很合作，他的精神状态和情绪都很稳定，主动让咨询师了解到有关他婚姻的状况以及妻子为何不能跟他来。但是每次咨询师试图探索和引出他对妻子是怎样的情感时，他就努力转变话题。他在会谈中从头到尾一直表现出礼貌，但就是不表现他的情感。

相对于案例一中自我表露的良好，李先生显露出很强的阻抗。当他的会谈录像呈现在咨询实践课堂上，欧美裔学生们对他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你对此会有怎样的感觉?”“当你想起这件事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种基本询问在他身上发挥不了作用。他们认为李先生不可理解、没有情感。

这位有经验的咨询师了解到，在中国、日本和亚洲的很多地方，文化的传统就是社会伦理和秩序不需要过多考虑个人内部的情感，个人情感被认为是缺少社会意义的。东方国家一直强调在公共场合应怎样表现得体而不是内心的自然流露。在这类文化的隐私观中，婚姻、亲子等家庭方面的事情被认为是神圣但隐秘的，即使是面对心理治疗。因此，当咨询师对李先生的情感问题表示兴趣时，他产生了阻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面对这样不会轻易表达自己情绪、且对自己深层次情绪和需要不甚关切的来访者，咨询师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他们整理真正的情感和情绪。咨询师明智地决定耐下心来，不着急评论李先生的情感，而是花时间发展融洽的关系。李先生参加了多次会谈后，咨询师才对他的潜在情绪进行了简短的认同，获得了李先生的信任，促进了交流的有效性;同时，咨询师邀请李先生加入小组咨询服务，该小组中都是在异国留学有着类似情况的同伴，李先生在与这些同伴交流的过程中，更容易感到共情与彼此宽慰;通过这些渠道他排解了对妻子强烈的思念和对新环境的适应障碍，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1.3总结：以上两个案例中，东西方文化差异分别影响了来访者自身的认知观念和情感表达方式。这两个案例的有效性都归功于咨询师敏感地关注了来访者的文化背景特性。案例一中，咨询师发掘到了来访者本身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在认知与行为上产生了不一致，准确地把握了来访者内心冲突的来源;案例二中，咨询师了解了东方文化的含蓄隐忍的交流方式，从而采取了恰当的沟通模式，获得了来访者的信任，化解了咨询过程中的阻力。

1.4案例三：

霍华德女士是一位聪明而有魅力的中年女子，她与丈夫有着长期的矛盾，因此主动前来咨询。会谈中霍华德女士表示她的丈夫是一个残忍傲慢、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即使她以一个顺从的、放弃自我的家庭妇女形象出现，也很难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任何信任、赞美或者关爱。更重要的是，霍女士成长在强调女权主义的西方国家，她想成为有平等家庭关系的妻子，还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她是一个聪明有天分的人，想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个传媒广告业的导演。

然而霍华德女士每次谈起她和丈夫之间的问题，咨询师总是站在她丈夫的一边，他建议她成为一个如她丈夫所希望的完全顺从、放弃自我、支持丈夫的妻子，放弃自己追求的事业。“你最大的事业和责任应该是使你的丈夫幸福，使孩子快乐，照顾好家庭。”这位咨询师来自中亚，他在一个蓝领劳动阶层为主体的父权制的生活环境中长大，这种文化背景对两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义务的理解是传统的：男性应位于支配地位，而妇女只能是依赖者、顺从者。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价值系统使他对于理解、接纳霍女士的情绪和她的女权主义观念产生了逆向阻抗，他拒绝包容和接受她的文化价值观，不能以一种共感的方式去帮助他的女患者发现她真正的需要和愿望。因此他的建议让霍女士感到更加压抑和悲愤，几次会谈后她离开了咨询师，接受了另外一位支持她追求事业的朋友的帮助;她毅然和丈夫离婚，和一个温和、支持她、为她的独立自主而高兴的男子结了婚，在自己的领域创造了一番杰出的事业。

1.5案例四：

卡罗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她怀孕了，而她的男友说不会和她结婚。但是无论如何她都非常想要这个孩子，因此她来寻求建议。

在和咨询师讨论留下这个孩子的利弊时，卡罗说，“我知道独自抚养孩子会非常辛苦，但是我真的不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她来自新教徒家庭，严格遵循着圣经中的教义而长大，非常不赞同堕胎，认为堕胎就是剥夺一条人命。她明白做一个单身母亲意味着什么，但她并不以此为耻，只想努力成为一个尽责的好妈妈。

然而咨询在讨论是否堕胎的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咨询师一直暗示卡罗如果她留下孩子她的生活会一团糟，卡罗也敏锐地感觉到咨询师不希望她要这个孩子，想让她去堕胎。卡罗对咨询师在她的观念上的干涉非常不满，她说“我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治疗?“

这位咨询师来自中东，是一位有些犹太背景的女人。在她的文化里，早婚比例越来越低，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很多，堕胎只要有正当理由——尤其是为了保护女性——是可以接受的。当她和督导讨论这次会谈的僵局时，认识到自己真的对堕胎的做法很支持并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来访者身上。这导致卡罗很悲伤，在她的超我还不能容忍堕胎这个决定时，咨询师影响她去接受这一点导致她产生巨大的精神痛苦，更不用说破坏咨询关系和效果了。督导之后，咨询师向卡罗承认她的错误，并保证自己会更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最后卡罗在咨询师的支持下生下这个孩子并成为一个相当好的母亲。

1.6总结：以上两个案例中，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方式是由于咨询者的文化背景与观念与来访者不同，从而产生了文化性逆向阻抗。案例三、四分别在两性观念、宗教信仰等跨文化问题上，由于咨询者不能意识到自己没有排除有关文化的价值干预或价值影响，没有以尊重、理解的方式处理来访者的个人问题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导致咨询过程中产生了阻力和冲突。

二、东西方文化差异来源和差异敏感点浅析

以上案例中呈现了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内容及其对心理咨询的影响。众多跨文化社会学家及心理学家在研究、对比东西方文化后，积累了多方面的主要差异根源和敏感点。为了帮助咨询人员更好地把握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脉络，本文作者特此分析了以下有价值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来源和敏感点。

2.1 东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和价值导向的不同是文化差异的起源。

亚洲国家自古发展而来，经济模式与信仰模式都强调集体价值。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织社会秩序的是靠伦理即道德。这种模式消融了个人和团体的对立，价值导向是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的。而西方国家由于宗教的一脉传承，基督教思想强调人人平等和个人价值，社会根基在于个人力量，靠宗教和精神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价值导向强调个人尊严与需求及个性自由发展。 　　

2.2 家庭观念、性别观念和责任感的差异是这些基本价值导向的延伸，也最深刻地影响着心理咨询。

1)家庭观念：以中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主干家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家永远是第一位的，个人利益从属家庭利益;子女幼时依赖父母，父母为家庭作出很多牺牲，同时要求子女更加服从，尊重父母的权威。而西方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个人的利益和愿望是主导因素，家庭是次要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强调平等、尊重、友爱，并有明确法律的约束。

2)性别观念：东方国家重视家庭，而家庭对两性制造了不同的角色分配。传统观念里，男性处于主导者的地位，而女性处于协助、服从的地位。这种观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东方人的两性观，以日本、韩国、中东国家为甚。西方国家在女权运动之后明确强调两性之间的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和选择权。

3)责任观：东方文化的集体责任观着重在维持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和实现集体目标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而西方文化的责任观则是以突出个人责任来实现集体目标。

2.3隐私观念、交往方式、运用语言的差异

1)隐私观：东方文化的群体价值取向使得人们主要维护群体、家庭及他人隐私，这种维护 也同时是对个人隐私的维护。而西方文化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有更高要求，在个人空间、个人自由方面的隐私人们能做到互相尊重。

2)交往方式：东方国家的文化和家庭教育强调社会适应性，修身养性、自我收敛、含蓄;

因此客气得体但不直接表达的特点是东方文化相对于重视培养个性、创造力、沟通能力的西方文化的主要不同。

3)语言运用的不同：东方人倾向以客气、婉转、取悦他人的语言形式，并伴有相对收敛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西方人多以自信、主动的沟通方式，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丰富，也是其表达的重要部分。

2.4东西方文化差异还影响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本身的态度。

据调查，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心理咨询业不如西方国家普及，大部分人群对于心理咨询和治疗存有耻辱感，也对咨询师专业水平和咨询效果产生怀疑。这种态度也间接影响着咨询过程，也是跨文化咨询应努力认识和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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